新疆辛亥革命后，杨增新取得革命政权，他是民国时期新疆首任都督。
杨执政之初，新疆正处在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动荡时期。外有沙俄虎视眈眈，派兵侵扰新疆边境;内有帮会频繁活动，革命党人四处活动欲推翻旧体制。
杨增新登上了新疆都督的宝座，他对清朝灭亡的教训以及革命后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得出了“无为而治”的结论。杨增新执政新疆16年来，虽然在客观上维护了新疆的“稳定”，但也造成了新疆的长期封闭落后，拉大了新疆与内地的发展差距。
伊犁宣布独立以后，杨增新纵观国内形势，感到清廷的统治已经无法维持。为了给个人开辟前途，他以保卫省垣、拒阻伊犁势力东进为由，请准新疆巡抚袁大化，招募当地人组成五营马队，自任统带。
杨增新
1860年出生，字鼎臣，云南省蒙自县人。他出身官僚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志在仕途。1888年(光绪十四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因文章被李鸿章看中，要留他在京作官。先后做过河州知州、高等学堂监督、道台等职。
1907年，经新疆布政使王树楠举荐，杨增新来到新疆，先任学堂总办，后授阿克苏兵备道。1911年，新疆巡抚袁大化召杨增新入省城应付乱局，任命杨为镇迪道兼提法使(最高司法长官)。
1928年6月，杨增新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同年7月7日被下属樊耀南刺杀身亡。(新疆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周轩 提供)
巩固政权 “戒残去杀”
伊犁起义以后，蔡乐善等人在迪化兵变，袁大化穷于应付，仓促东归，把新疆的军政大权交给了杨增新。杨增新跃登都督宝座的时候，西面伊犁依然同迪化对垒，南疆各地哥老会十分活跃，东路哈密铁木耳起义，北面阿勒泰处于“独立”的喀尔喀威胁之下。
杨增新自然想到的是怎样巩固自己的政权，据已故国民党骑兵连连长马符绶回忆，杨增新曾对自己的亲信说，要稳住新疆，必须“一面与伊犁联合，一面设法收拾南疆”。
于是，他首先同伊犁取得了妥协，以省级和地方级的要职任命于伊犁的人物，以此分散他们的势力。如伊犁革命党首脑人物杨缵绪被任命为喀什提都，伊方代表贺家栋、郝可权等人被杨增新饵以重金，也都解职东归。最后，留在伊犁的革命党人也被杨买通的地方武人杀害。不到两年，稍有革命思想和活动的人几乎全部被杨增新铲除。
而后，杨增新又采取“先离巢穴，后解兵权”的计策瓦解了哥老会，他用“调虎离山计”把边永福和魏得喜调迪化任职，等边、魏二人到省城后，他将魏遣送回内地，将边押回甘肃处死。就这样，到1916年，哥老会重要成员都被他消灭。
已故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回忆说，杨增新在执政之初曾说:善为政者，固然要“戒残去杀”，但是不能姑息养奸。对于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人，他从来都是当机立断，痛下杀手。
经过4年时间，到1916年，杨增新的政权终于转入稳定阶段。
包尔汉在他写的《杨增新统治时期》一文中阐述，杨增新留给包尔汉的印象是:内心阴鸷，善于机变。表面上没有官僚气派，平易近人，健谈，风趣，具有相当强的感染力。在兴奋或激动时，还偶尔吐露他的真实人生观和统治权术。
有一次，杨增新对几名部属大发脾气后余怒未息，他对包尔汉说:“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地狱?”包尔汉说:“知道。”杨增新说:“这就是地狱，我在这儿被判了无期徒刑。”
由此可见，在那段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日子，杨增新治理新疆并不轻松。
用“羁縻”“牵制”治乱
包尔汉回忆，杨增新喜欢用“羁縻”、“牵制”这类字眼表达他统治新疆的权术。杨自己曾总结，当他接任新疆军政大权的时候，外蒙、西藏都因辛亥革命而动摇，只有新疆，地方民族对革命没有好恶的表现，依然安稳地过日子，这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如果认为这是地方民族愚昧而不妥善羁縻，前途将是危险的。所以，他对各族人民实行羁縻与牵制政策，先分而治之，后统而治之的策略。
对各地起义者，杨增新也有自己的一套“羁縻”办法。例如，对铁木耳起义，杨曾想向北京政府请示，取消哈密王制。但不久后他又放弃了这一想法，认为通过贵族来控制其属下人民，比通过他直接派出的官吏更方便、更有利。这也就是他常说的“羁縻了头目人，也就羁縻了老百姓”。
杨增新羁縻王公贵族的手段是，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让这些王公贵族拥护他、信赖他。但同时，杨又限制他们过分压榨百姓和争夺地方上其他利益。这样，既可以让老百姓安心过生活，又能让地方官不致丧失指挥权，从而只为头目人所驱使。
杨增新有句名言:新疆乱世是绝地，治世是桃源。在新疆，实际只能打一仗:一仗过后，玉石俱焚。你耗尽人力物力资源拼命一战，可在战后你得到的只是一个生灵灭绝、文明湮没的荒野。所以，在西部的绿洲战乱不可能有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