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当时思想界的开放和活跃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和地步，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明朝思想界之开放活跃，眼界之宏大，简直令人匝舌,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壮 观景象，竟然在数千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在明朝统治下，重新出现,明朝思想家远远走在了同期西方思想家的前面,说是百家争鸣半点不夸张。
在数学上，明朝的中国数学家先于牛顿发明了导数的数学工具,而这个数学典籍的意义直到最近才重新被认识到在工业上，煤矿开采技术也领先于世界,象煤矿瓦斯排除技术都是从中国流传入西方，还有锌的发现,锌铜合金的冶炼，都是当时中国独有的技术科学上,在明末,一下子涌现出一大群领先于世界的大科学家,比如瘟疫学，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等而明朝成祖、宣宗等都亲自带兵出塞北征。明武宗甚至亲自上阵砍杀蒙古兵。明朝和西方国家也交过战，英舰被明军大炮轰退，葡萄牙海军和明军水师交战皆败退。明成祖五次出征蒙古,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在其他朝代根本做不到说来有意思,蒙古当时最强盛的就是鞑靼和瓦剌,明成祖很有趣的一点就是看见哪个强盛起来,他就去攻打哪个?
一开始是鞑靼比瓦剌强大,所以明成祖第一次出征蒙古就攻打鞑靼,结果把鞑靼打屁滚尿流,实力一下子衰弱下去,结果在瓦剌和鞑靼的争斗中，瓦剌开始占优势,明成祖看见瓦剌有可能统一蒙古，于是又进行第二次亲征蒙古，结果又把瓦剌打的屁滚尿流,这一下的瓦剌的实力又被他打的衰弱下去,结果鞑靼又开始占上风,并且不太驯服和听话。
于是明成祖又第 三次亲征,结果这回鞑靼是望风而逃,根本不敢和明朝的军队的交战，连老窝都不要,一直逃到北边,这样鞑靼在蒙古的实力和威信又衰弱下去.以后明成祖第四次，第五次出征，基本都是鞑靼和瓦剌一路奔逃,根本连和明朝的军队接触都不敢接触。
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朝还是唐朝，对匈奴也好，突厥也好,都没有占据如此大的优势,匈奴突厥基本还是可以汉唐的军队进行一些交战而到了明朝，却出现,蒙古军队被明朝军队打的心胆皆碎,望风而逃的局面，实在是自古以来未有的情形明 朝当时国力的强大还可以从明成祖一边在北方连续不断的发动对蒙古的亲征,每次都是五十万大军,另一边在南方,对越南也进行持续不断的征服,每次都是把越南 造反的那个领袖给抓住,好象是明朝的张辅特别厉害，几乎在越南百战百胜,每次越南叛乱，都是派他去平定的,但由于明朝的军队不象满清的那群没有人性的杀人 魔王那样会采用屠城手段，所以越南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中断，后来明朝政府为了少伤人命,还是放弃了对越南的直接统治
但明朝可以在南北两边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战争，并且都是获得胜利，这也就可见当时明朝国力的强大不仅如此，明成祖时代不仅能够同时供应大规模的战争,还能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活动(其规模比秦始皇可要厉害的多),比如为了迁都,在北京的皇城紫禁城就全是明成祖时代一手建造起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就全都是明成祖时期造起来的 。
此外在南京还有大报国恩寺的建筑，据说是建筑的奇观,外国的传教士看见这个报国恩寺的壮观宏伟，都惊叹不已,好象明朝的文人王世桢还作诗歌颂过这个建筑，总之这个建筑是非常宏伟的,可惜这个建筑在太平天国时期似乎被曾国藩的禽兽军队烧毁了。另外还有武当山的建筑群，也是非常宏大的工程,在山上进行这些建筑所需要的工程量是非常庞大的,这也都是明成祖时期造的，现在武当山的建筑群似乎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
另外还有就是大运河的疏浚工程，这也是非常庞大的工程，也是明成祖时期干的。当时明朝不仅能够同时发起大规模战争，能够进行极其庞大的建筑工程，而且还派了郑和七下西洋,下西洋的船队往往都是几百只庞大的船只组成,简直象海上移动的城市,每次下西洋这些船队上都装满了各种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国力的强大，汉唐根本连明朝的零头都比不上。明成祖还组织了永乐大典的编撰,总字数达到了几亿多,而且和什么四库全书不同的是,永乐大典中的书籍都原样照收,没有任何修改删减 。现存的几百卷永乐大典，仅仅是当初原来的3%,可象永乐大典规模的庞大 。
进行了这么多的战争，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工程,还有如此大规模官方远洋航海,明朝当时却依然保持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明朝的鼎盛时期,在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大规模航海活动，大规模建筑工程活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国力的强盛，这就远远超过了汉唐所谓盛世。同时进行大规模战争和大规模建筑的只有秦始皇和隋朝可以类比一下,但这两个朝代都是因为无力承担这样的压力，而迅速崩溃。
关于明朝的灭亡
明朝其实亡得很冤枉(原因错综复杂,本文只涉及天灾疫病)
中 国气候在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从1580年开始），我国历史学家的考证证明，这个时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被称作“小冰河期”。根据有的学者的 意见，历次游牧民族的南下均与气候的改变有较大关系。无论何时，生存总是第一位的。一旦气候趋向严寒，部族和牲畜的食品供给短缺，这是南朝肥沃的土地，生 活的幸福就会无限的扩大，为了自己的幸福，当然无所不用其极了。我国的地震学家也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据英国天文学家蒙德研究证明，公 元1595到1645年间，太阳上很少有黑子活动。这个时期，北欧气候非常寒冷。人们认为这个时期的寒冷和地震与太阳上少黑子有关。
酷寒必 将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当时随之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 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继了七十年之久！！这对于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来说，完全是致命的打击，崇祯年间的农民大 起YI就不足为奇了。在频繁的旱灾的同时，鼠疫也随时威胁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在几次小规模的鼠疫之后，一场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
万 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同年，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 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 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表现为肿项，传染性极强。万历十年鼠疫传到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
北 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 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 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 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 “一家尽死孑遗”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 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 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 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
当 时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 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
谷应泰在《明史 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 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 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 满路”，一片悲惨凄惶。奇怪的是，李自成的军队转战南北，文献中不见这些人死于瘟疫的记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据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应当更多。因此清兵能顺利入主中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