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7年1月31日，
戴笠在给王道成转马志超的电报中就表达了铲除杨虎城的意图：陜西和平谅可告成，惟杨虎城阴险，必须徐图设法引诱铲除，若徒以权利，随便拉人合作，势必事未进行而机密先泄，希兄再三考虑，如何盼复。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渐失对西北军控制，1937 年6
月29日，他以“欧美考察军事专员”的身份被迫赴美国和欧洲“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数次电蒋要求回国抗日。杨虎城在11月27
日对老部下的谈话中谈到，“七七”事变后他就想马上回国，数次致电蒋介石，“请缨杀敌，未接回电”，到欧洲后他又致电宋子文，要求转呈蒋允准回国，直到10 月2
日才接宋氏回电“似可回国”，这才回来。121937 年10 月29 日，杨虎城携家人和随扈搭乘法轮“冉·拉保底号”离开欧洲秘密回国，11月26
日返抵香港。从“戴公遗墨”中保存的多封戴笠的亲笔电报稿可以看到，在杨虎城抵港前，戴笠即已主张将其“秘密处决”，比如下面这封他发给在香港的部下的电报中就有明确指示：查杨虎城此次回国，今后必不利于中央，弟意应即在港秘密处决。刻已电呈校座矣。请兄与克斯兄立即作有计划之准备，惟事须绝对秘密也。俟校座决定后，当即电告。至杨究于何日可抵港，请季材兄探查可也。
戴笠选定的暗杀地点是香港，但蒋介石却希望能够在汉口执行，对此戴笠并不认同，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请示：由康泽同志转知对于杨虎城之处置办法已奉悉。惟杨抵汉后知者必多，在此举国一致团结抗日之呼声下，杨抵汉后如骤告失踪，必引起各方的怀疑与责难，实不利于目前之情势也。故生意仍以在港秘密处决较妥。
但是蒋介石没有同意戴笠的计划，戴笠只好改变布署，命令其在香港的手下只监视不暗杀：万急·香港·密·显山兄亲译。
对杨某中止执行。惟杨氏所乘之船何日可抵港，杨抵港后行动如何，同行者有几人，由京陕各处赴港迎杨有何人(请报)。15杨者圣在《特工王戴笠》一书中描述，1937
年11
月下旬，蒋介石在南昌召见戴笠，正式下达了扣押杨虎城的命令。曾任军统北平站站长的乔家才在《铁血精忠传》一文中回忆戴笠受命回到武汉后，就命特务队长李家杰从南京首都警察厅特务队挑选骨干30
余人赴鄂，经他亲自审查后，由李家杰带往南昌待命。同时又命军统特务处江西站在南昌租房一栋，准备接待某要人，随后租妥南昌二纬路1 号一幢二层洋房。
《特工王戴笠》里称，“11 月30
日，杨虎城在专程赴港迎接杨虎城重返十七路军的一七七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陪同下，乘欧亚班机飞抵长沙。得悉戴笠先一日已返武昌，留便条嘱杨转往武昌见。杨不知是计，又于当夜乘火车赶赴武昌。”12
月1 日下午，
戴笠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率武昌行营及湖北省政府百余名要员在武昌火车站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次日，戴笠陪杨虎城搭乘小飞机飞赣，下机后被带往事先租妥的二纬路1
号洋房，遂失自由，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扣押生活。
但是，对于未能及时除掉杨虎城，戴笠仍然耿耿于怀，在给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的电文中忿忿抱怨，“弟当遵照委座谕旨办理也，惟此人不除终必为患”。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杨虎城又被从南昌经株洲解往长沙，被囚禁在东郊的“朱家花园”。长沙的“朱家花园”是晚清湖南实业家朱昌琳的私家园林，此时已是长沙近郊的名胜。“戴公遗墨”中有一份电报关涉在长沙的软禁：继荣、芝园两兄均鉴，园之蹈申电奉悉。杨抵长沙，已另电继之前往善为招待，最好暂借康(唐)季澧先生公馆为杨寓所。18从上引这份电报来看，戴笠最初选择在长沙软禁杨虎城的地址并非“朱家花园”，而是唐公馆。电文中提到的唐季澧就是唐生智的胞弟唐生明，黄埔四期学生，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唐生明，抗战中后期打入汪伪内部从事策反工作，解放前夕又是促成“湖南起义”的关键人物。从这封电报，可以间接证明，唐氏与戴笠关系的确非同寻常，坊间所传，戴唐二人虽未结拜，私人情分却逾过兄弟的说法，恐非夸大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