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宋朝士大夫轶事，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出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清朝人完全不一样。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当然不是对老婆发脾气，也不是对下属发脾气，更不是对平民发脾气，而是在皇帝面前有脾气。
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恃才傲物，与宰相王钦若不相得，王钦若一进办公室，杨亿就扬长而去，根本就不理这宰相。后来王钦若罢相离京，百官都写诗相赠——这是当时的官场礼节，唯独杨亿不送诗。宋真宗对杨亿说：你就赠他一首诗吧，不要这么意气用事，要讲大局，讲团结嘛。杨亿对皇帝的话也是不听，“竟不肯送”，不写就是不写，皇帝老子也勉强不得。
按宋制，翰林学士有草诏之职。一日由杨亿起草《答契丹书》，杨用了一句“邻壤交欢”，宋真宗可能是出于对契丹之恨，在文稿上注了“朽壤、鼠壤、粪壤”等语嘲笑之。次日，杨亿提出辞呈，说“皇上既然不满意我的文字，我辞职吧”。宋真宗只好挽留这位大才子，又对宰相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
宋朝“有气性”的士大夫又何止杨亿一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
仁宗皇帝的授业老师夏竦去世，礼部拟谥“文献”，皇帝随手改谥为“文正”。旧时谥号乃是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文正”是对文臣的最高评价，北宋一百六十年，谥为“文正”的，只有德高望重的三四位。宋仁宗感念老师，要给最高评价，但士大夫不干了，负责考功的刘敞提出抗议：“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拟定谥号之权属于礼部，君主也不可越俎代庖，侵政府之权。何况夏竦这个人人品不行，哪里配得上“文正”之谥？最后，夏竦改谥为“文庄”。
宋理宗时，台谏官李伯玉因为发表过激言论，受到降官处分。但降官的制书，舍人院一直不肯起草，以此抵制皇帝的决定。过了一年，降官制书仍未能颁布。后来牟子才兼直舍人院，觉得拖下去也不是方法，终于将降官制书草拟出来，但牟子才却用他的生花妙笔对李伯玉大加褒奖，看起来哪里是一份谪词，分明是表扬信。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谪词皆褒语，卿且改改如何？”宰相也过来说情：“小牟，给皇上一个面子，修改修改。”牟子才强硬地说：“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这么有脾性的士大夫，宋后不多见了。
再来看一个比较没骨气的士大夫。神宗朝的王珪，擅长阿谀圣意，“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又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人称“三旨相公”。此公大概可以算是宋代最窝囊的宰相了，但比起清朝“宰相”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清代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比“三旨”更卑贱。可即便是这么一个“三旨相公”，也有他的脾性。王珪曾向神宗三次推荐张璪，神宗都不用。王珪便提出辞职：“臣为宰相，三荐贤三不用，臣失职，请罢。”我们知道，宰相有任百官之权，在这一权力不获君主尊重的情况下，王珪以辞职要挟，也算是表现出了一个宋朝士大夫的气性。
中国的士风是在清代才遭到严重摧抑的，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一位清初的读书人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时代的风气已变，士子的脊梁骨已断。直到清末，士人才略恢复宋朝士大夫的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