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一个“日奸”的启示
1863年5月10日傍晚，马关海峡。
日本长州藩军舰庚申丸、癸亥丸向美国轮船“彭布罗克号”(Pembroke)发起突然进攻，掀开了日本式“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此时，距离日本在美国武力下被迫开国正好十年整。
十年来，这场被动的“改革开放”，造成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以批判幕府开国政策为主的“攘夷派”，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朝廷，对幕府发起挑战，“尊王攘夷”(日本式的“扶清灭洋”)运动风起云涌。攘夷派“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占据上风，迫使幕府宣布攘夷，攘夷派占主流的长州藩便成为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魏源的《海国图志》并未引起国人的重视，却成为日本的畅销书。
马关炮响后两天，5月12日的深夜，五名年轻人受长州藩藩主密令，在横滨躲过了幕府官吏的检查，悄悄登上了怡和洋行的商船基鲁雪基号，转道上海前往欧洲秘密留学并考察。
大上海的繁华令这些第一次出国的日本青年大惊失色，动摇了他们的攘夷观念。他们看着如此众多的“洋船”，感慨到：“这些船一旦都闯进日本来，究竟日本该怎么做才好呢?攘夷吗?那不可能!”
这群年轻人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
就在这些年轻人徜徉于繁华的伦敦，醉心学习英语和西方技术的同时，他们的家乡正在遭受着剧烈的变化。
日本长期的锁国政策，最终激怒了在日本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1864年，英国驻日公使阿尔托克提议，与法国、荷兰及美国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四国联军”很快组织了十七艘军舰，准备大举进攻长州。
身在英国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为国内局势担忧，认为日本要与四国抗衡，绝对是以卵击石。他们遂决议返回日本，试图运用自己与英国和藩主的联系管道，既阻止攘夷这样的“义和团行动”，也阻止“四国联军”的军事行动。
伊藤和井上两名“日奸”的游说最终失败，“四国联军”发起强攻，长州藩大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约，拆除下关的炮台及赔偿三百万元。
但在这场战斗中遭受惨败的长州藩，与败在英军手下的萨摩藩一样，痛定思痛，转而亲近英国，实行全面改革开放，随后成为倒幕运动的主力。而被“爱国志士们”追杀的“卖国贼”伊藤和井上，也随后成为明治维新的风云人物，推动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自己又被朝鲜和中国的“爱国志士们”视为最凶恶的敌人，伊藤最后更是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杀身亡。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伊藤和井上留学英国之前，作为坚定的尊王攘夷派，他们甚至还多次策划了针对外国公使的刺杀计划，包括纵火焚烧法国使馆。
从不惜暗杀的“义和团”，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卖国贼”，再到明治维新的大功臣，伊藤和井上的跌宕心路，正是那个时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写照。在这个心路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剧烈变化面前，顺应潮流，放下身段，改变了自身。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
日本文化的综合性和杂交性，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中国士大夫那种优越感，所以在承认差距、改变自身方面，他们相当的痛快和彻底。几乎在西方文明传入的同时，他们就认为日本不但在有形的技术工艺方面，而且在国家制度、人民的独立自主精神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距。这种认识，推动了日本引入更彻底的君主立宪制，实现更为根本的改革。
而类似的“变脸”功夫却在中国罕见。即使早在1840年就开始遭受“夷狄”的侵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士大夫)却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前，甚至都没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魏源“睁眼看世界”的《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受欢迎。吉田松阴曾手抄《海国图志》，奉为至宝，而其师佐久间象山更是直称魏源“真可谓海外同志矣”，而在中国，《海国图志》却迅速地绝版了。
在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看来，《海国图志》这种书显然是多余的，中国的落后，无非是在“船坚炮利”等物质文明方面，而政治制度实在是太优越了，“政教礼仪超乎万国之上”，自己并不需要“变脸”。
号称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就这样开始了悄悄地分道扬镳。
崇文与尚武
那支在对抗“四国联军”中诞生的“奇兵队”，随后也成为倒幕战争的主力，被称为日本第一支近代化军队。这支军队的缔造者高杉晋作，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阳寿虽短(28岁)，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高杉晋作幼读私塾，精通剑术，并在“军舰教授所”学习航海术，大力提倡西学。就在长州攘夷运动前一年(1862年)，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高杉晋作随船前往。
在上海期间，高杉晋作深入了解中国情况，大量购买西学书籍，就是他发现了《海国图志》居然在清国绝版，并为此深感不解与遗憾。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轻易地看透了中国的内在问题。他们触及到了一个相当严峻的事实：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
早在清初，思想家颜元就痛陈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
文弱，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与日本知识分子最大的差别之一。
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弱，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
其实，早在宋代之前的盛唐，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们“缀行而出”时，很自得地说了句大实话：“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深刻地昭示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我们甚至还可以推溯到更早，在“六王毕、四海一”的秦始皇年代，赢政大帝借着新政权的专政威力，干脆把天下利器尽行收缴，邻里乡亲不仅在法律上连坐，在生活上也只能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真正亲如一家人。梁启超更将此概括为“一人为刚万夫柔”。
同样作为牧民之术的科举，在政治技巧方面，显然比始皇帝收菜刀要更有技术含量。“万人争过独木桥”，不仅为磨折精英阶级的棱角提供了砂轮，也为廉价赎买知识分子提供了硬通货，用 “给出路”的方式换取了忠诚，并建立了对权力和利益共享的默契。
甲午战争期间，大量西方记者跟随日军采访，他们惊讶地看到貌似强大的清军居然如此羸弱。
虽然拜洋务运动的开放成果，清军精锐部队淮军的武器装备甚至强过日军，但依然战斗力低下，而且军纪极其败坏，几乎没有后勤供应，“中国皇帝好像忘了士兵们要吃军粮、发军饷”。一些西方报道说因为清军实在纪律太差，扰民太甚，朝鲜人将日军当做解放者来欢迎。西方记者也马上看出了门道，Good iron is not beaten into nails; good men are not made into soldiers(“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便成为当年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中国成语之一。作为社会精英和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则被有意识地导引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彀中”了。
日本的知识分子就似乎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他们缺少像中国皇帝那样的大主顾，可以对士人进行“统购统销”，因而还是不脱“野蛮”，保持了尚武的旧习，即使在很想学学中国老大哥建立中央集权的德川幕府眼中，“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曾经给来访的大清学者们极大的震撼。
“崇文”与“尚武”的分歧，造成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巨大差异。同样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震撼，中国甚至比日本更早地获得了制造西式枪炮的人才和技术，但却严加控制，担心被“盗贼”所用，继续秉承秦始皇收菜刀的光荣传统。而在日本，只因为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 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后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日本学者却坚信这直接或间接帮助“民众知识分子们”提高了“开始觉醒的现实主义、客观主义乃至合理主义的知性道理的精神”。
在西方压迫下率先觉醒的日本知识分子，将民族救亡作为首要目标，兵学因此成为显学。他们面前既没有金榜提名的胡萝卜，后面也没有莫谈国事的大棒子，加上明治维新前后大量武士转变为知识分子——包括前文说提到的伊藤、井上、高杉等都是武士出身，日本知识分子群体便具有了浓烈的阳刚气息。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出了不少“儒将”，不仅能打仗、打胜仗，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汉诗，写起中文告示来也能把自己堂皇地包装为仁义之师，忽悠水准丝毫不亚于中国的刀笔吏。
与中国同道的“妇女态”不同，日本知识分子的“尚武”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也体现在内政上。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知识分子开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党政治开始建立，言论自由得到基本保障，报刊空前繁荣，他们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锋更是盛极一时，既有呼吁征服支那的国家主义呐喊，也有重视民生的平民主义的呼唤，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就曾说：“没有‘居住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将来之日本》)。
明治维新区别于中国洋务运动的特征，一在于实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民众参与程度更高的君主立宪体制;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推行了义务教育，全民“知识分子化”。国家的有限经费，在资助官员、贵族们出国考察外，更是大力推行基础教育。
这其实是一场具有日本特色的不流血的“阶级革命”，通过教育(当然还有其他改革)打通了不同阶级的隔膜，为中下阶级(尤其是中下武士阶层)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社会地位提供了空间。
我们甚至可以说，自西南战争后，日本便只有外战而没有内战(或所谓的革命)，一靠立宪制度提供了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及时释放了社会的积怨;二靠教育的普及提供了个人奋斗的阶梯。而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大量被用于日本义务教育的普及，而不是兴建歌功颂德的“十大建筑”之类。
甲午战争期间的著名间谍学者荒尾精，曾撰写《兴亚策》，阐述了他的兴亚思想。在这篇给日本高层的上书中，他指出如果日本能掌握中国，“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相辅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雄风于四海”。
笔杆子的决战
中国第一代外交家郭嵩焘曾认为，在洋务方面，李鸿章“能见其大”，丁日昌“能致其精”，而沈葆桢“能尽其实”。身为福州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的确在提倡西学、实行洋务方面十分扎实细致。但对体力劳动的鄙视甚至渗透到他的管理中，尽管他十分注重科学技术，但多停留在书本学习上，他和他的团队很少深入到船舶设计和建造的第一线身体力行，科技的应用成为领班工长以下的“下等人”的工作。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伊藤与井上等五名日本青年前往英国留学的三个多月航行途中，都要在帆船上干粗活，而当时伊藤病得甚至差点丧命。明治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政治家青木周藏，在留学德国学习法律时，居然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动手能力很强。
是“君子动口不动手”，还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成为两国知识分子乃至两国国家特性的分野。中日两个民族在甲午战争中的首次对决，不仅是军事PK，也是立宪制度与专制制度的PK，更是两国知识分子之间的PK。
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日本，虽然天皇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但战争的发动还是更多地取决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内阁。日本知识分子成为政权的核心力量，有足够的权力对全国资源进行动员和运用。
日本从执政团队到前线的中高级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海龟”团队，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一些陆军将领，也都接受了良好的西方军事训练，受过近代教育。中国方面则从李鸿章开始，多是从未跨出过国门的“土鳖”，这导致双方在国际形象塑造上大相径庭。
甲午战争的海战战场，则成为双方新一代“海龟”将领的角斗场。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的不少军官，多有留洋的经验，有的甚至是同学或校友。同样的西方教育背景，同样的欧洲产铁甲军舰，同样的完全用英语进行的战场指挥，背后较量的就是军事之外的因素。北洋舰队之败，实在非战之罪也……
硝烟尚未散尽时，伊藤与李鸿章在马关开始谈判。在国家利权争夺外，双方也涉及了很广泛的话题。伊藤建议大清“必须对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留英时期的好友罗丰禄、伍廷芳也正襟危坐在李鸿章侧后。当年的英伦同窗，如今一方贵为国家元首，另一方却还厕身幕僚。据说李鸿章对此亦深有同感，回国后奏请将罗、伍二人起用，分别出使英、美。但终其一身，二人与昔日同学伊藤在功业上终究难比。这种个人命运的差别，正是两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戏剧性对照。
甲午战争对日本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曾经的平民主义者全都在胜利、尤其是巨大的战争红利带来的激情中消失，国家主义成为日本主旋律。《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竟然给了德富苏峰这样的民权主义者以“强权战胜公理的事实教育”，他在自传中说：“归还辽东一事，支配了我一生的命运，自从听到这一消息，我在精神上几乎与过去盘若两人，”从此自命为“帝国主义的急先锋”。
日本的军刀终于撕开了中国士大夫傲慢的外壳，甲午战争后，改革的浪潮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共识。但随后的改革，成为大清谷公知们登堂入室获取个人权位的工具，戊戌变法成为一场野心家的闹剧和既得利益者反攻倒算的流血悲剧。之后，知识分子再度大规模地卷入政争，而民间歇斯底里的反智情绪大爆发，则导致破坏力巨大的义和团运动。
中日两国的公知们自此分出了燕雀与鸿鹄，一个继续在王侯堂前辗转卖唱，一个则在高天云端振翅飞翔，他们之间越走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