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会里泛起外国女人，应当是很小儿科的事。我所在都会处于湘中要地本地，经济不算蓬勃，都会生齿只有40多万，没几多知名度，也常常可以望到那些丰姿绰约的外国女人在年夜街冷巷走来走往，老、中、青、白、黑、棕都有。然而，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快要百年的时间里，不要说在内地的中小都会，就是在广州、上海等年夜都会，也难见到外国女性的身影。
年夜街上没有外国女性，不是因为外国人不肯将女眷带去中国，而是由于那时的清当局不容许外国女性来清国栖身。
在清朝中叶，荷兰有一个名叫洛连的商人，经常漂洋过海来中国做跨国生意。在那时，中国的茶叶、陶瓷都是大受西方人欢迎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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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连头脑灵活，人又勤快，生意越做越大，后来拥有了一艘重达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面说：“商人重利轻离别。”作为商人，为了生计，为了盈利，当然得风霜江湖，在进出货物诸环节忙碌。如果要一天到晚和老婆儿女厮守，那还不得吃西北风?
洛连在万里海疆上追波遂浪，不得不长期忍受与妻子孩子分别的痛苦。可是，自从拥有了体积庞大的“海马号”，携妻儿一起来中国就成为了可能。
官员视西方女人为洪水猛兽
洛连的妻子名叫詹妮，是个中国迷，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向往。洛连和詹妮还有一双聪明活泼的女儿，受父母的影响，她们也常常吵闹着要到神话般的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可是，中国当时的制度，是不允许外籍女子入境的!实际上，产生这一制度的理由很简单，两点：有伤风化;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国定居。
外籍女子怎么有伤风化呢?又为什么要防止西方商人在中国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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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时清朝官方的话说：外籍女子衣着暴露、行为不检点，常常当街和男人牵手、说笑甚至亲吻，尤其可恨的是西方习俗处处都体现出“女士优先”的思想。
这让男尊女卑的清朝情何以堪?
在乾隆初年，清朝在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设对外通商，那些前来经商的外国人携眷招摇过市，他们的行为举止，让还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在思想上不啻于受到了一场暴风雨的冲刷。
那种热闹和震撼场景，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有记载：“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然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她们不得不赶紧退却。”
保守的清朝官员因之视西方女人为洪水猛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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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缺乏经济学理论的中国政府认为，和外国人做生意，只是有益于外国人，中国并无一利可图。在和西方人贸易中，西方人不仅可以享用中国生产的茶叶、陶瓷等好东西，中国国库里的大量白银也白白地流出了国门。要杜绝这一点，最好就是关闭通商口岸。
就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四处口岸关闭了三处，只剩下广州一处。在最后一处口岸还没能关闭前，最好的方法就是禁绝外国商人带女眷来中国。家眷不在中国，则这些外国商人就在中国呆不了很久，最终会尽快离开中国。这样，中国的白银保住了，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