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刘备与关羽》可能有争议，观点很大胆独到，但有一定道理，可能与一些人的观点相悖。但无论如何，应以平常心态给予基本的尊重。有学识者尽可驳论，或使大家受益。
关羽违反《隆中对》的措施，终於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但在蜀中并未加以阻止，亦不派兵往援，对於这个问题历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对此，章太炎曾说：“（关羽）临沮之败，葛氏（诸葛亮）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这类意见，章太炎是不同意的，他认为：“关羽，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於吴，以陨关羽之命。”见所著《訄书》地三十六《正葛》，后《检论》该篇名为《思葛》，将荆州之失归结为刘备的“疏慢”（《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意见很大胆，特别是在所谓“桃园结义”早已深入人心之时。但这个意见也很有见地，深恐易代之后不能驾御，而诛除功臣，这种事例历史上不是个别的，章太炎是精通中国历史的学者。
据《三国志·蜀志·廖立传》，廖立被废其罪名主要为“诽谤先帝”，即诽谤刘备，其中一项是“（刘备）后至汉中，使关侯（关羽）身死无孑遗，……羽怙恃威名，作军无法，（刘备）直以意突耳”。这裏所记廖立的话比较含糊，所谓“直以意突”指的是谁？粗看似乎指关羽，如果将前后文联系起来，所指应该是刘备，即是说，关羽仅具“威名”，但“作军无法”，刘备却故意让他镇守荆州，因而“使关侯身死无孑遗”。如果不是《三国志》作者陈寿为刘备隐讳，对廖立的话有所删改，即是当时廖立意在言外，认为关羽之死，刘备故意置之死地，称关羽为“关侯”即含有惋惜之意，否则很难成为“诽谤先帝”的罪名之一。我以为章太炎的论断很有见地，主要根据即在这裏，不过不惜以荆州“假手於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的，不是诸葛亮，而应该是“恩若兄弟”的刘备。
《三国志·蜀志·张飞传》说：“（关）羽善待士卒而骄於士大夫。”同书《吴志》的《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说：“（关羽）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同书《陆逊传》也说：“关羽矜其骄气，陵轹於人，始有大功，志骄意逸。”所谓“骄於士大夫”，“性颇自负，好陵人”，“矜其骄气，陵轹於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也是关羽最大的弱点，如前所说，关羽曾骂孙权为“貉子”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但对敌人，关羽的“骄气”还发泄在同一个营垒的人们身上，甚至在刘备身上。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称汉中王，以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当马超前来归附之际，关羽已经不满《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关）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由於诸葛亮的协调，关羽对於刘备重用马超的不满的以缓解。到了刘备重用黄忠为后将军，又引起关羽更大的不满。《三国志·蜀志·黄忠传》说：“是岁，先主（刘备）为汉中王，欲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对於刘备将黄忠的地位提高到与关羽同列，诸葛亮也感到会机器关羽的愤怒，自己也很难加以解说。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同书《费诗传》说：“先主（刘备）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拜受。”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之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指向刘备。
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有所不知。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死后）之后将难於控制，即刘备健在只是也感到没有把握。怎麼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如前所说，刘备任糜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是否除这是军事要地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答案是肯定的，即是为了监视关羽，防备他反对刘备。糜芳是妻兄弟，士仁是同乡，刘备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因而完全具备监视关羽的条件。从关羽的“骄气”出发，对这位妻兄弟和同乡当然不可能假以词色，而糜芳、士仁却以监军自命，当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拒之时，命令“供给军资”，竟然遭到抗命，“不悉相救”。尽管关羽曾愤怒表示“正相治之”，当时却也毫无办法。刘备任用糜芳、士仁以监视关羽，应该说，前引《关羽传》这条史料是最为典型的。
后来糜芳、士仁所以投降，如前所说，这是出於孙权的“阴诱”。据前引《关羽传》说，“（糜芳、士仁）素皆嫌（关）羽轻己”，“芳、仁咸怀惧不安”，却没有说明“阴诱”的具体内容。所谓“轻己”，对糜芳、士仁轻视，这是关羽“骄气”的必然表现，但所“轻”的具体内容是什麽？其一应该是二人的无能，所依恃的仅是裙带和同乡关系；其二则应该是她依恃这种关系以监视关羽，如果说重点在这裏，那麼关羽轻视糜芳、士仁是次要的，主要倒是二人背后的刘备了。所谓“怀惧不安”，其一应该是二人畏惧关羽，特别是关羽的秋后算帐；其二则应该是畏惧刘备，深恐关羽在曹操、孙权联合进攻下失败，他们将成为荆州失守的替罪羊，为刘备所杀，后来刘封以不救关羽的罪名而死即是如此（《三国志·蜀志·刘封传》）。如前所说，“为典州事”的潘浚应该“阴诱”投降的牵线人，他的游说之词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当然，这是推论，但这个推论是合理的。
《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於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割据荆州政_治军事要地，以监视关羽，终於矛盾激化，在关羽对曹操战争的关键时刻，二人为孙权“阴诱”背叛投降，以致关羽全军覆没，荆州丧失；一方面却放纵关羽“骄气”的反战，与孙权失和，并坐视关羽和潘浚、糜芳、士仁的“不睦”，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因而，“除之（关羽）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於吴，以陨关羽之命”，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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