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北宋重文轻武，从上到下皆推崇文化治国。宋徽宗赵佶很会玩，发明了瘦金体，研究花石纲，朝中出了很多流芳百年的文学家，甚至连奸相蔡京也写的一手好字。蔡京这个人政治生命力顽强，一生四起四落，四度为相，把持朝政十七年之久，堪称古代大臣中的“小强”。
宋徽宗赵佶
平日里除了吟诗作赋丰富业余生活外，蔡京将主要心思放在了在朝中培植势力勾结宦官把持朝政，排斥异己上。他好弄权术，擅于用智慧来控制人。发生在宋徽宗时期的“元祐党籍碑”事件就很能反映他这个性格特点。今天小编就给各位亲说说这个事。
宋神宗时期，发生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事“王安石变法”。由于国库空虚，积贫积弱，所以王安石就在北宋搞起轰轰烈烈的变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心想给国家赚钱，一口气推出了保甲法、募役法、青苗法、方田均税法等系列改革，虽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库，但未能普惠民众，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所以引发了朝中大臣和百姓的大规模反对。王安石一意孤行，实质上并未实现国富兵强局面。宋神宗死后宋哲宗赵煦继位，年号“元祐”。九岁的赵煦并无执政能力，所以由太皇太后宣仁皇后临朝，新法积弊甚多，就启用司马光做宰相，废除旧法，恢复旧法。
蔡京
当时实施新法和恢复旧法之间，各有一方力量支持，北宋政坛陷入党派之争。因为宋神宗的年号为“元丰”，所以称当时主张新法的一党称为“元丰党人”，支持旧法的一党被称为“元祐党人”。所以，我们说的“元祐党籍碑”也称“元祐党人碑”。宋哲宗赵煦亲自执政后，支持新法，以章惇为相，全面改革旧法，于是“元祐党人”失势，遭到贬斥。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反对新法之人均早排挤。但宋哲宗命不够硬，年仅二十四岁便去世，接下来历史上著名的不务正业皇帝，端王赵佶登场了，史称宋徽宗。向太后临朝辅政，再次启用“元祐党人”。向太后去世后，赵佶亲政，像哥哥赵煦一样又全面支持新法。各位亲，你看看，世界第一强国北宋这些年“烙饼式改革”，国库更加空虚了。
宋徽宗启用蔡京为相，给他下了一道旨意，为了要管控舆论，统一思想，清查那些反对新法的大臣。司马光、苏轼、苏辙等人一直反对折腾百姓的新法，于是他们成了蔡京口中的“奸党”。蔡京一口气列举了“元祐党人”多达三百零二人，意图一锅端。他想了一个办法，为了最大限度的震慑群臣，将这些“奸党”人人刻于碑上，立于端门外，大臣们每日上朝来回均能见到。蔡京请宋徽宗题写碑名“元佑党籍碑”，三百零九人姓名由自己亲自书写。规定凡是碑文上点名道姓的，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城，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之人永不录用。蔡京还将此法复制到全国各地，让元祐党人“永远留在耻辱柱上。”
不仅如此，元祐党人的著述、肖像等均遭不同程度的焚毁，一时间朝堂成了蔡党的天下。但“好景不长”，立碑后的第二年，天有异象，一颗彗星拖着长尾划过东京汴梁的上空，朝野震动，众皆认为不祥之兆。元祐党人趁机提到一定是“元祐党籍碑”触怒上天，恐降灾于大宋，请圣上尽快处置此碑以纾天怒。
宋徽宗半信半疑，觉得此碑不祥，下旨全国范围尽毁。蔡京拗不过，恶狠狠的说到：“石可毁，但名不可灭！”意思是，别看碑没有了，但“奸党”之名却人尽皆知，臭名远扬。没想到，“元祐党籍碑”所列诸人后代以此碑为荣，六贼之首的蔡京痛恨之人必是忠良。有心者将此碑留下，并拓片保存，世代流传。
宋徽宗和蔡京两大书法家合作传世墨宝不多，“元祐党籍碑”有着独特的书法价值。
值得玩味的是，蔡京眼中遗臭万年的元佑党人成了流芳百世的忠臣，自己却遭到弹劾，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