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民国农民把盗墓当“副业”来做
本文作者 倪方六
笔者上面说了民国文物收藏和交易方面的人和事，并非闲话，而是让读者从侧面了解到民国盗墓活动的严重性。收藏界常说，“盛世收藏”，其实，收藏越热，交易越频，盗墓越疯。那些被收藏、被交易的好东西都是哪儿来的？墓里的啊。
因为好卖，民国时期的农民一度把盗墓当成养猪、养鸡一样的副业来做，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民国时期的南京江宁县，农民农闲时便会扛着工具在周边挖宝，手头拮据的，逢年过节时不偷不抢，而是出去“刨”点东西，拿到南京秦淮河边的夫子庙市场卖，换点活便钱。1950年南唐二陵的发现和发掘，就是之前一伙盗墓贼“刨东西”引起的，也算是抢救性发掘吧。
在与江苏相邻的安徽，当地农民也把盗墓当副业来做。民国学者李景聃先生当年曾前往盗墓比较严重的寿县调查，后来形成了《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载《田野考古报告》1936年第一册）。
在报告中有这样的文字：“寿县自十一二年前，淮河流域附近大批铜器出土以铜器著称于世。古董商人争往购贩，是以农事闲暇，辄于附近隙地发掘古物，视同副业。”古董商人就是古玩商、文物贩子。从李所记中可以看出，当地的盗墓风气之盛。
图：湖北襄阳境内发现的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家族墓
而当地农民根本未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对。李景聃在往还朱家集途中，经过东津渡、邱家岗一带，亲眼看到了几起盗墓活动。有一天下午，他在路上碰到一个当地人，扛着铁锨，“问何所自来，直答以挖墓，恬然不以为怪，绝未认此为作奸犯科，可怜亦复可恨。”
相同的情形也出现在盗墓更疯狂的河南洛阳、安阳一带，不同的是，当地农民把盗墓当主业来做，农活什么的倒成了副业。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2月14日《中央日报》曾报道了当年洛阳盗墓的盛景：
“洛阳为历代故都，名胜古迹，遍地皆是，尤以帝王陵寝，先贤丘墓，丰碑高冢，远近相望，俗语云，洛阳邙岭无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见，惟是大小陵寝，皆为先民遗迹，历史上之价值，何等伟大，乃近有不逞之徒，专以盗墓为事，昏夜聚众，列炬持械，任意发掘，冀获微利，不惟残及白骨，抑且影响治安，近更变本加厉，益肆披猖，入土新柩，亦遭盗发，抛露棺椁，残毁尸骸，倘系贫户茔葬，白骨尸身，辄扬晒墓外，以泄盗掘者徒劳无获之恨。”
图：湖北襄阳境内发现的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家族墓
政府看不下去，才发出布告禁绝，并派员负责缉查，务祈彻底遏制，严行禁止，但事实上根本就禁不了，此风影响至今。笔者2010年4月在发明“洛阳铲”的李鸭子所在的马坡村调查采访时，看到附近的邙山上，田边路旁都有盗墓贼留下的新鲜探孔，当地人也根本不把盗墓看得有多么严重和不道德，在他们眼里，盗墓与到田里锄草、种地一样正常，被称为“刨古董”。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收藏和文物市场的货源，除了“生坑货”，还有“宫里货”、“东北货”。这两路货都是皇家藏品，渠道极为诡秘，但都与末代皇帝溥仪有关系。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被迫逊位，但根据民国政府对清皇室的优待条件，溥仪仍暂居紫禁城内。为了应付日益紧张的宫廷开支，溥仪打起了宫中收藏珍宝的主意。除自己变卖、抵押外，还以赏赐溥杰为名，把大量珍宝偷运出宫。仅书画方面就有：包括王羲之、王献之、钟繇、怀素、欧阳询、米芾、赵孟頫、董其昌、阎立本、宋徽宗等
图：湖北襄阳境内发现的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家族墓
人真迹在内的字画1000余件，字画、挂轴和册页200余件、古籍200余种。这些文物先后辗转天津日租界、长春伪皇宫，此间不断被变卖，时间达22年之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除100多件书画和古董被溥仪带走以外，其余的大都惨遭厄运，或被贩卖，或被哄抢，或被当做柴草烧掉，其中许多已流散海外，无法追回。）
从沈阳流出的皇家藏品，在文物市场叫“东北货”；从北京故宫流出的皇家藏品，则叫“宫里货”。目前皇家藏品有多少流失了，已很难估计，但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两路货极大地吊起了各路买家的胃口，在民国文物市场和国际买家中有很大影响。
另外，因为朝代更迭，民间财富发生转移，有清一代诸多收藏大家，以及曾经掌握权柄、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官僚阶层、世家贵族，纷纷败落，出于生计及其他目的，只得抛售、变卖家中珍藏。有意思的是，不少清朝王爷的后代在家里东西卖光后，便去盗挖自家的祖坟（详见《民国盗墓史·内幕圈·民国最特殊的盗墓活动》一章）。
官府税费催生“公司化盗墓”
民国文物市场的繁荣，让官方和有权势者也看到了发财的机会，出现了行业税费，以此敲诈古玩商。
图：湖北襄阳境内发现的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家族墓
以洛阳为例，民国军阀之一、后被蒋介石枪毙的韩复榘在洛阳时，便成立了古物特税机构，设“古玩特税”，大量发行行贴。这行贴是收费的，以时币40元、20元、12元、5元不等的费用，分出甲、乙、丙、古四等，根据各古玩商的声望、财力大小进行强制配发，买货者则按货价的20％交税。无行贴而经营古玩者，不仅要没收货物，还要被处以罚金。而在韩复榘离洛之后，又出现了“古玩特税局”，当地教育部门以筹措教育经费为名，也向古玩商伸手收税。
可能有读者认为这与盗墓没有关系，错了，关系大着呢，税费多了，使文物的交易成本也大大增加了。这部分成本怎么消化？民国时期从事文物买卖的古玩商吴圭洁在《洛阳古玩行史话》一文中是这样说的：“古玩商人因负担太重，便变本加厉敲诈挖掘人，挖掘人只好大事挖掘，借以填补损失。”吴文中所谓的“挖掘人”，就是盗墓者。
如在1927年 （民国十六年） 4月间，洛阳东关清乡团团总王麟生、副团总朱新斋、王玉山等，借筹措经费的名义，勒令古玩商人按买货款额的20％交纳税金，此为洛阳古玩业纳税之始。这多出来的20% 成本只有通过压价、盘剥提供货源的盗墓者来解决，即吴文中所说的“变本加厉敲诈挖掘人”。
图：湖北襄阳境内发现的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家族墓，棺材已腐败，仅两具遗骸
官方收取税费的另一后果是，变相使盗墓合法化，加剧了盗墓之风。以韩复榘的“行贴”来说，这行贴相当于现在的营业牌照，古玩商有了行贴以后，便等于取得了合法经营权，而盗墓挖古玩也成了合法行为，使得“盗掘买卖之风更炽”。
“盗墓合法化”的一大严重后果，是催生了盗墓产业化。民国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史》中便提到了这一点：“民国十六年革命军兴，洛阳为九朝建都之地，古物甚多，于是地痞呈请地方当局，设立古物征科机关，凡掘出古物，售出时得纳税，于是，盗墓成为公开的发掘。由数人组织公司，或单独一人出资，雇请工人若干名……”
说明：梧桐树下戏凤凰 是著名历史学者倪方六的私家史，内容以历史、考古、盗墓、风水、收藏为主，提倡无负担阅读。文章除注明外，均为倪方六原创，有版权，使用请事先联系作者！作者：nifang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