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鬼（明清史研究团队原创作者）
大明1439年的四月份在浙江临海县，初夏的江南水乡本来应当是热闹的农忙时节，但这样的安宁生活马上就被一群从东瀛而来的强盗打破了。穷凶极恶的倭寇在进入临海县之后，叫嚣着拿着一支支火把，将当地的官衙和民居全部焚毁，将里面的财物全部席卷一空，但他们远远没有满足，疯狂的强盗们接下来做出的事情简直骇人听闻。
这群倭寇将当地的手无寸铁的青壮劳力全部驱赶到坟地，让他们亲手把自己祖宗的坟墓挖开，为的就是把坟墓里面的随葬品搜刮一空。更没有人性的是，这群畜生将年幼的婴儿绑在竹竿上，用滚烫的开水浇在孩子们的身上，以听孩子们的惨叫为乐，并且拍手称好。他们还下注赌孕妇腹中的胎儿是男是女，下注之后，就将孕妇肚子剖开，验证结果，地上还未成形的胚胎尸骨堆积的像坟头一样高。（《明史纪事本末·沿海倭乱》）
在以往的印象中，这样凶残的倭寇似乎只存在于明朝嘉靖年间，但翻看史书记载，就会看到从明朝洪武二年开始一直到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369~1565），倭寇时刻不停地都在扰乱中华大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撮尔小国竟然有能力和有勇气来挑战当时的大明呢？
在朱元璋一统天下的过程中，他的老对手张士诚、方国珍等人被诛杀后，他们昔日的部下都纷纷出海前往日本躲避灾祸，并且在到达日本后，还鼓动当地的土著跟随他们一起重回山东的沿海地区制造骚乱。洪武二年三月份，对这些跳梁小丑忍无可忍的朱元璋派遣大臣杨载东渡日本，责问日本为什么帮助这些余孽，并传达朱元璋的旨意，大意是：日本以后要是想来中国朝贡就来，不来拉倒，你们要是再给我找事儿，我就派遣大军东征日本，你们的倭王好好考虑考虑吧。（《明史·日本》）
此时的日本怀良亲王面对强势的大明自然表示臣服，愿意管束国内的落魄武士和大名，但就在第二年，倭寇就又劫掠了温州。其后日本的倭寇不断地侵犯从辽东到福建的沿海地区，而日本的官方又总是在朱元璋面前卑躬屈膝，撇清自己和倭寇的关系，所以作为国家之间的外交，也不能撕破脸，只能是维持下去。但日本千不该万不该，竟然参加了胡惟庸谋反的案件，在事情败露之后，此后洪武年间日本就再也不敢来朝贡了。
但朝贡是当时像日本和朝鲜这种小国家赖以生存的一项经济手段，再加上此时的日本刚刚结束南北对峙，后醍醐天皇恢复了王权，国家急需大量财富恢复南北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而又因大明是当时最富庶，也是相当靠近日本的国家，仅靠与明朝市舶司的交易是完全不能满足需求的，所以在与明朝正常的贸易活动受到限制之后，为了转移民间的愤懑情绪，在官方的默许下，日本转而从民间由下而上的组建起了一队队倭寇，用抢夺的方式从大明掠夺财富，为日本的经济输血。
（后醍醐天皇）
在明朝耕地贫乏的福建有一句话叫：海为闽之田，而朱元璋曾经下令片板不许下海的严厉海禁，禁止大明沿海百姓下海和外族进行贸易，靠海吃海，这样做就是断绝了地方豪绅的发财之路。但就像是毒品和军火一样，政府越禁，从事该行业的经济利益越大，马克思曾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上绞架的危险。这个规律在大明的时候丝毫没有两样，所以沿海的实力强大的豪绅就在私底下和日本的倭寇做生意，甚至和或抢劫其他商船。而这样一来就像是饭粒引来的蚂蚁一样倭寇只会越聚越多。而这些往来的倭寇也慢慢勾结海盗在沿海的一些岛屿站稳了脚跟。
而倭寇肆虐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在嘉靖二年，由于日本国内进入了以大名织田信长为首的“战国时代”，山头林立之下，各地大名都想试图和明朝恢复正常的朝贡关系或是掠夺财富，以此来获取足够的经济力量，所以在这一年有两拨日本朝贡团队在宁波市舶司想要给皇帝朝贡，但因为管理市舶司的太监，收受了其中一支队伍的贿赂，所以就把优先进贡的权利给了行贿的船队，而这就引起另外一拨人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在宁波发起了变乱，抢劫了库房，还杀伤了无数百姓。
中国古代的帝王恐怕都学习过，大禹治水留下的经验，那就是堵不如疏。可就在宁波市舶司的事情发生之后，当时的给事中夏言向嘉靖皇帝上奏“倭患起市舶。”而嘉靖也很干脆“遂罢之”。就是在这样草率地决定下，贸然断绝了正常的贸易关系，导致了嘉靖年间成为了倭寇最严重的时期。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在管理市舶司的人，而不是市舶司本身，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更促进了沿海的奸商豪绅和倭寇勾结的更深，而整个大明的沿海贸易也就被他们牢牢的控制住了。
人赚的钱多了，野心也就会随之膨胀，所以当这些人把持了沿海经济之后，就想进军内陆。而当时内陆地区还有许多明朝的土匪与这些强盗勾结，不但洗劫了弘治年间兵部尚书兼大学士谢迁的家宅，还竟然擒获当时防倭的的总指挥、千总等人一网打尽，最后还是当地的官员派人送上“千二百金”才把他们都赎回来。但外族的侵略者还是少数，更多的混乱是内鬼与倭寇勾结的结果，而那些对倭寇入侵起到推手作用的氏族，明为乡绅实为民贼。
（后倭寇时代侵略朝鲜的主谋 丰臣秀吉）
整个明代的倭患在戚继光和俞大猷剿灭沿海地区的倭寇之前，一共持续了将将两百年,虽然在此后的时间里也断断续续的时有发生，但已经不成气候了。历史也总是惊人的相似，二战时期，也同样是由于国民政府错误的行政措施和形势预计以及日本国家矛盾的向外转移，才诱发了九一八事变以及后来的七七事变。但真正折磨大明王朝，使其二百年来疲于应付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凶残的倭寇，还有那些叛国者以及错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有趣的是，在明代关于倭寇的记载还有“真倭、假倭”的分别，即二战时关东军和皇协军的关系。在笔者看来，所谓“倭”不能仅仅是一个专有名词，也不能是固定在谁的头上的，哪怕是中国人，做出了开头说的那些恶行，那么他就是倭，也就无异于禽兽，也就不能再说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