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越南传统文化究竟属于东亚还是东南亚的范畴，学者们历来多有争论。做为现代越南著名史学家，已故的陈国旺（tran quoc vuong）教授写过不少相关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本文就是其中之一。本文原由越南语写成于1994年，但直到2003年才发表，收入由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文化的探索和深思》（văn hoá việt nam tìm tòi và suy ngẫm）一书中。
图一、《越南文化的探索与深思》书影
迄今为止，西方的东方学学界常将越南及韩国归于“汉文化圈”或“汉化文化圈”之列［参见m.gernet所著《中国概览》（巴黎1980年法文版）和l.vandermeerssch所著《汉化文化圈》（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1986年法文版）］。
对于“东南亚”--二战末期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常看做是“印化”或“印度化”的国家［参见乔治.赛代斯（g. coedès）所著《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河内1960年法译本）及其檀香山1968年英译本］。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仍有英国学者认为：“除了铜鼓外加鱼筌之外，东南亚哪有值得一提的创造［（参见安东尼·克里斯蒂所著《文明曙光》及其巴黎1964年法译本）］。”
在将越南同其他东南亚国家进行比较时，人们将越南称之为汉文化流向东南亚地区的前哨［参见rierie richand feraya 所著《越南（史前至今）》（巴黎法兰西大学联合出版社1984年法译本）］。据我所知，夏威夷大学索尔海姆（winlhem g.solheim ii）教授和法国著名民族学家乔治·康多明纳（georges condominas）教授都是较早认知并深入探究越南及东南亚文化本色的西方学者。保罗·慕斯（paul mus）（见 anthropas编《越南的传统与变革》，巴黎，1971年）、皮埃尔· 于阿尔（pierre huarde）、毛利斯·杜朗（maurice durand）、皮埃尔·朗格莱（pierre langlet），以及新近韩国学者刘仁善（in sun yu）都逐渐认清了越南文化本色及越南文化同汉文化之间的差异（譬如首尔1990年英文版《十七和十八世纪越南社会与法律》及其1994年河内社科出版社越译版）。
中华“体制”固有其重要影响，甚至在很多世纪里至关重要，这是我们谁都无法否认的（当今文化界也将“体制”视为文化），譬如谭家健主编的《中国文化史》（1993年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提到各朝代的礼制、法制、官制和兵制等典章制度；又如1994年3月澳大利亚国家大学大卫.马尔（david marr）所著《越南传统文化（1945—1946年）》，中国语言文字对韩国乃至朝鲜半岛，以及越南的影响）。但如果从人类生态学角度出发来归本溯源的话，韩国语言文化当归于东北亚圈（参见首尔1993年《韩国—斯国斯民》的越译本），越南则应属于东南亚圈。
下面我将简要分析越南学者在翻译关于“背景（context）”问题时使用的不同词语： 背景（bối cảnh），语境（Đại đồng văn），媒境/传播情境（môi cảnh），体境（thể cảnh）。
20世纪60年代初，当我开始研究并著作关于越南考古文化时，就曾提出论点：“研究文化，特别是越南史前文化和初始文化，不应该也不可以仅限于现今越南的领土（见陈国旺、何文晋著《越南原始共产制度历史》，河内，1960年；《越南原始考古学简要》河内，1961年等）。”后来，人们阅读西方学者的著作时，常将一种文化和一个国家放在相似语境中，譬如《欧洲背景和语境下的法国新石器时期》或《瑞典模式（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校注：瑞典模式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瑞典在长期的探索中，建立的以社会民主党为主导的社会模式。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今日给人以深刻印象的高福利现象，就是“瑞典模式”在社会层面的重要呈现），在落后情况下寻找发展模式以快速步入现代化。开篇大意如下：“瑞典既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欧，而是属于北欧。因此，瑞典不能效仿美国或西欧的发展模式，而应探索在北欧语境中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因如此，当得知上级要我研究70年代初越南民族本色与特点时，著名学者阮克院曾问我：“您要从哪方面开始研究？”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将从背景开始。”他表示赞同。此时，东南亚委员会在越南成立，我是顾问之一。1972年，首届越南东南亚学会议在河内举行，我和高春普副教授在会议中就题为《东南亚视角下的越南》（越共《人民报》上全文刊登）进行发言。随后，我的同事考古文化学教授何文晋和玛德琳· 克拉尼写下了《越南和平文化的背景》（le hoabinhienney dans le context du viet nam）。当我写《和平文化的空间》（刊登在1994年3月《考古学杂志》）时，也常将古代的农业文化放在东南亚的陆地和海岛背景下进行研究。
图二、陈国旺（后排左一）与何文晋（后排左三）
对于著名的东山文化，亦称“铜鼓文化”，亦应如此。当我阅读关于中国铜鼓会议的相关资料，或是在越南参加东山铜鼓研讨会时，一些中国学者和越南学者都想极力证明铜鼓起源于中国或北越，这种“国家至上主义”的观念让我百感交集。首先，大约公元前500年前，铜鼓的发祥地——华南地区，当时尚未属于周、秦、汉朝的中华帝制领土。我十分赞赏美国埃伯哈德· 沃尔夫拉姆教授（参见埃伯哈德· 沃尔夫拉姆所著《中国东南部的当地文化》，莱顿，1968年）的一个观念——当写到中国东部和南部当地文化时提到的古代华南，他称之为“汉化前的中国”（校注：“prechinese china”一词，陈国旺先生越译为“trung hoa truoc nguoi hoa”,即“汉人之前的中华”，但我们认为，“prechinese china”一词应以“汉化前的中国”为是，陈国旺先生在此没有区分“中华”、“中国”二词的语义差别，故而在文中将“china”理解为“中华”）。这是蛮、百濮、百越的聚居区，意即非华族人的社会空间。
作者陈国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