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百年变局》，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国文明昔日辉煌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力量从黄河流域某一个小地方逐步扩展，逐渐构建一个庞大帝国？而且，从历史事实层面说，中国虽曾发生过许多次征战，但这些征战并不像后期帝国如清朝中期以开疆拓土为目标。借用现代政治术语说，中国文明的“软实力”究竟是什么？
“以夏化夷”解
其实，中国文明的“软实力”就是“以夏化夷”。只是在过去很多年，我们对这个概念理解有误，以为这个概念表明了主流群体的傲慢与狂妄。这个感觉显然是不对的。
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生的时候，就是一种农耕文明。相对于周边族群生存状态，农耕文明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文明形态、生存方式，久而久之，也就成了周边族群争相效法的对象。周边族群长时期以“夷”的身份受到“夏”的熏染，楷模的力量渐渐引起周边夷族不断内向，所谓“以夏化夷”，其实就是主流文明不断影响着周边的边缘文明、非主流文明，渐渐凭借“软实力”不断扩大着自己的“文明边疆”。周边“夷族”的“边缘文明”渐渐地被主流文明所同化、所征服，“生番”渐渐变成“熟番”，中国的政治地理、经济地理都在这个过程中柔性扩展。中国文明这种柔性扩展的态势直至明清更姓易代都没有中断，接续朱明王朝统治中国的满洲人，在朱明王朝其实就属于“周边夷族”，属于“生番”。所谓“满洲”，按照清代官方文献的说法，就是明朝周边的一个部族、一个族群。满洲人的文明长时期受到中原文明的熏染，满洲部族首领接受中原王朝册封。及至中原大乱，群雄并起，满洲人入关，武力平定李闯王，定鼎中原，完整接受大明王朝政治遗产。
满洲人的文明根底毕竟尚浅，没有充分理解中国文明“软实力”，没有用这种软实力去积极影响周边，而是沿用满洲人征服传统扩大政治边疆，维护中原王朝法统和政治遗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文明在满洲人统治的很长时间近乎中断，但先前积累下的成果一直被清朝继续享用，先前那些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周边族群，继续以大清王朝为中原正朔。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宗藩体制。
宗藩体制是中国政治上的特殊现象，这个现象类似于现在还存在的英联邦殖民地情形，但又不完全像。作为宗主国，中原王朝不会干预藩国内部事务，更不会对藩国动用武力。藩国向宗主国寻求政治保护，一旦遇到了什么外部危机，或内部纷争不可化解，方才请宗主国介入，宗主国只是在履行一种道义责任，只是在实行传统中国的“王道政治”。
藩国就是“生番”，它们在中国文明长时期熏染下慢慢形成内向力量，在不知不觉或遇到某种突发事件时，自然而然加入中国文明大家庭，成为中国文明一部分。这就是中国“政治边疆”从黄河领域一个弹丸之地扩充至庞大帝国的全部奥秘，用孔子的话说，就是“以夏化夷”。被误读的“落后”
中国文明的“软实力”在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确实丢失了，但中国文明的边疆依然在惯性中继续扩大，周边族群在那个时代继续奉中原王朝为正朔，遇到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还是习惯于向中原王朝求救。大清王朝在升平时代也乐于扮演这样的角色，毕竟朝贡体制、宗藩体制对谁都有好处。宗主国只是履行政治上的保护责任，藩邦也只是在道义上尊奉宗主国，只要在逢年过节、重大活动中想到宗主就行了。中国如果在这种轨道上继续发展，可以相信，不仅中国文明的边疆会持续扩大，经济的、政治的边疆也会持续延伸。
然而，这个趋势到了清代中晚期被彻底打断。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突然悟出两次战争之所以失败，不是中国人不觉悟，而是中国的冷兵器无法对付洋人的坚船利炮。“落后就要挨打”，似乎是那时中国人的一个共识。
其实，这个认识错解了近代中国问题的本质。西方势力的东来，从本质上说就是马克思说的，只是西方工业革命的后果。工业革命导致巨大的产能过剩，西方工业资本需要巨大市场去消化。这是资本的本质。只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分层体制，士农工商各个阶层的流动性始终很差，上层社会对西方工业革命的产品有兴趣也有消费能力，只是这个市场太小了，不足以满足西方工业家的要求。而中国巨大的下层社会从来信奉节俭原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要说对工业品没有消费能力，即便对农产品，也只是满足最低限度的温饱，没有追求享受冲动。
特殊的社会构成使清朝统治者坦然拒绝了西方人的和平通商，这就必然导致贸易失衡。对于这样的贸易失衡，清朝统治者大约无心解决，因为统治者在满足了自己对西方工业品的需求后，又能用中国的初级产品换来白花花的银子，当然乐在其中。
那时的统治者不知道贸易平衡对国际资本的意义，不愿意开放市场扩大内需，改变中国老百姓的生存方式，这才是近代中国问题的本质。然而统治者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悟出“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剩下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拼命发展自己，富国强兵，遵循“丛林法则”，相信弱肉强食，相信物竞天择。
中国要发展，中国要转型，中国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确实应该紧密追踪，与世界同步，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这些都不错，都是中国应有的方向。但是，中国是否应该在发展的同时，放弃自己的“王道责任”，走上孤立主义道路呢？现在看来，中国在19 世纪中晚期的选择，可能还有重新探讨的空间。
屏障尽丢
自从开始洋务新政，中国政府数十年指导思想就是尽量少地介入国际的、多边的，甚至双边纷争，最大限度为富国强兵赢得一个外部和平。因而自1860 年始，中国外交战略处在守势，对列强的要求尽量满足；对于周边藩邦，鼓励他们像中国一样发愤图强，富国强兵。应该说，这个外交战略在大层面并没错，错就错在当藩邦出现困难时，作为宗主国没有尽到政治责任，逐渐失去藩邦的信任，渐渐走上自我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苗头最先见于琉球危机。琉球群岛是太平洋上一颗明珠，在中国古文献中称为蓬莱、瀛洲等，琉球与中原王朝有着悠久的关系，很早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然而，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展，日本国力强盛，遂开始觊觎琉球王国，试图强制让琉球成为日本的藩国。
对于日本的要求，琉球当然不认同，毕竟中原王朝文明深厚，国力强大，何况琉球与中原王朝已有几百年宗藩关系，没有任何必要舍大就小。琉球坦然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琉球王国敢于拒绝新兴强国日本的要挟，凭借的就是与中原帝国久远的宗藩关系。他们相信老大帝国保护琉球不过就是一句话，多年朝贡往来为的就是这一天。
然而时移世异，此时的中原王朝确实让琉球人失望了。当琉球代表奉命去中国政府代表李鸿章那里哭诉原委后，李鸿章并没有满足琉球的要求对日交涉，保全琉球，更不要说履行宗主国的责任率有道伐无道了。中国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日本，稍后，日本不是要求琉球成为日本的藩邦，而是直接吞并了琉球，“废藩置县”，将琉球变成了日本的冲绳县。
李鸿章此时之所以不愿履行宗主国的政治责任，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此时的既定方针就是发展自己，不愿多事。只是这种自私的孤立主义外交使周边藩国非常伤心，他们都在担心大清王朝何时会出于自己的利益抛弃他们。
琉球是远离中国本土的一个岛屿，位于太平洋上，对于后世中国的海洋战略影响巨大，但在当年确实没有谁想到这里是未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屏障，是战略要地。作为面向大海的远东国家，那时的中国人以为屏障主要在陆地。
从南往西再往北再往东，中国除了一面环水，三面陆地国家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藩邦，既是中国的战略屏障，其实从文明视角说，又是向往中原文明的“周边夷族”，对中国文明高度期待，也长期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中原王朝是他们的宗主国，也是他们的保护神。
然而，琉球的结局对这些周边藩邦震撼太大，不发展不进步，就有可能亡国，所以他们面对西方势力的东来，面对西方工业革命后资本及贸易的巨大压力，只能根据各自情况自主选择。大致上说，这些藩邦对中原王朝不再指望，他们只能独自消化来自先发国家的压力。
周边藩邦的这种趋势显然对中国不利，特别是随着南部边陲越南、缅甸等藩国相继丢失，中国本土实际上已经完全暴露，不再拥有战略缓冲，不再拥有战略屏障。更重要的是，中国选择孤立主义外交，埋头发展，不顾及先前这些小兄弟，实际上是将资源与市场一并拱手相让给那些西方先发国家，使他们在无法获得中国本土特别是纵深农村市场情形下，首先在中国周边拥有各自的地理优势。清政府其实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当法国政府鼓励越南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构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走向完全独立时，中国终于忍无可忍，愤而说“不”，不惜开战，试图挽回与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木已成舟，短暂的战争不仅消耗了中国的力量，而且使越南对中国更加离心离德。不得已，中国选择了“不败而败”，试图通过承认越南独立，重建与越南正常的国家关系。
越南与中国后来的关系当然也很复杂，不过越南的示范并没有阻止周边藩邦逐渐脱离中国这个宗主国。中法战争结束第二年，英国策动缅甸独立，中国又失去了一个西南屏障，剩下的，对中国最具战略意义的还是东北亚的朝鲜。中国终于觉悟到不能再让这个宗藩丢失了，因此当东北亚危机发生时，中国不惜开战，誓死维护。结果被日本打败，不仅痛失朝鲜，而且割地、赔款，受尽了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