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男娼与今天我们俗谓的“鸭子”或男妓略有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服务对象上，现代所谓的“鸭子”或男妓，主要是为那些身价不菲而内心空虚的富婆服务，而古代男娼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男性，从官方和野史的记载中，所谓的“龙阳”、“分桃”、“断袖”之谓，其中的涉事方均为男性。
书传所载龙阳君、弥子瑕之事甚丑，至汉则有籍孺、闳孺、邓通、韩嫣、董贤之徒，至于傅脂粉以为媚。史臣赞之曰：“柔曼之倾国，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闻东都盛时，无赖男子亦用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者杖一百，赏钱五十贯。吴俗此风尤盛，新门外乃其巢穴。皆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以之求食。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府有不男之讼，则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甚于此，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岂以其言之丑故耶?
这则记载，首先为我们展示了宋代男娼奇特怪异的行状：“傅脂粉，盛装饰，善针指。”一个堂堂的须眉人物，却涂脂抹粉，盛装打扮，善于做针线活，连称呼都以女性名字相称，其中的怪异着实令正常人瞠目。其次，它清楚地表明男娼已经成为宋代大城市男性一种谋生的手段。这自然与宋代大都市发达的工商业密切相关，也与宋代奢迷的消费方式有关。北宋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中形容当时的杭州是“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宋代大都市之所以男娼兴盛，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宋代城市经济畸形繁荣的结果，在此无须赘述。笔者关注的是，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般人甚少注意，那就是宋代城市建筑的开放格局与娼妓业的开放息息相关。从娼妓业的开放来说，宋代虽然也有相关的禁娼法令，但执行起来却大打折扣，甚至出台了一些鼓励士子冶游的政策法规。吴自牧《梦梁录》云：“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简单地说，便是官府买单，让国家的太学生们公费嫖娼。这样的鼓励当然立现奇效：太学生流连坊曲，招妓侑觞，风气颇盛，较唐代进士游宴，更为张狂。为何会有这样的政策出台，或许跟朝廷权臣尤其以贾似道的威胁利诱有关，以致于有无名士作诗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
当然，男娼的兴盛还与男娼的消费主体不断增加有关。有宋一代，官僚、士子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这为他们的男色消费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宋代党争的激烈与朝廷权臣的威逼利诱使得不少官员士子厌倦政治生活，转而向小桥流水和风花雪月寻求刺激，宋词的兴盛，或许与此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是可惜的是，当北方的铁蹄滚滚而来，甚至兵临城下时，宋代的大都市里，依然是一片悠哉游哉，沉浸在一片“西湖歌舞几时休”的醉生梦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