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绪帝戊戌变法进行不足百日，就受到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当时日本明治维新很成功，其权力中枢的重要成员伊藤博文正好来华访问，康有为便想让伊藤博文说服慈禧太后进行变法改革。康有为自负甚高，但这简直就是用猪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伊藤博文怎么会愿意看到中国变得富强呢？他恨不得中国永远落后！所以他在和康有为交谈时，言语中就已经透露出不愿意帮忙的意思。
鉴于跟伊藤博文的会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靠其劝说慈禧成了泡影，康有为就决定兵行险招——通过政变除掉慈禧。他召集维新志士，决定今晚派人面见袁世凯，正式摊牌，拉他下水。派谁去合适呢？康有为跟袁世凯称兄道弟，夸夸其谈，感染力极强，是合适的人选。但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且是袁世凯的恩人，按身份不便亲自出面，更重要的是他要收拾行李，准备前往上海，也根本没有时间。而梁启超虽然是维新派的第二号人物，但他只会说粤语，估计袁世凯也听不懂。这样一来，只好由维新派的第三号人物谭嗣同出面了。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其父是时任湖北巡抚谭继洵，但他没有一点儿“高干子弟”的娇气，谭嗣同成年之后长期在外漂泊，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三教九流无所不交，跟天地会、哥老会的头目来往密切，毕永年就是他的老朋友。
谭嗣同并不赞成康有为谋害慈禧的计划，他觉得康有为的计划缺乏全盘和细致的考虑。据毕永年回忆，谭嗣同跟他说过：“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我亦决矣！”当时大家都认为他去最合适，他就穿好衣服，又从枕头底下摸出把手枪，往后腰里一塞就出门而去了，他怀揣手枪造访袁世凯，或许正是使袁世凯迫于压力告发维新派之谋的一大动机。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深夜，谭嗣同敲响了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的山门。关于这次密谈，当事人袁世凯留有《戊戌日记》记载，若按袁世凯的说法，是谭嗣同首先表达了光绪帝对袁世凯的信任和重视，然后讲了光绪皇帝目前的危险处境，最后说出了政变的计划：请袁世凯杀掉直隶总督荣禄，然后出兵来京，包围颐和园。袁世凯听完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回过神儿来，他问：“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嗣同说：“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所谓“老朽”无疑指的是慈禧太后。谭嗣同接着说他召集了几十个“好汉”，还从湖南请来了一些会党，负责除掉慈禧，只求袁世凯派兵围住颐和园，别的不用他管，最好连问也别问。
袁世凯深知此事风险太大，脑袋就转悠开了，他知道京津一带由荣禄重兵驻扎，自己的部队不满万人，即使出兵勤王，也未必救得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弄不好还会祸灭九族。所以，他强调了两点难处：其一，他的部队有枪无弹，没有荣禄的批准，估计也领不出子弹；再则，他的部队在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一带驻扎，离北京好几百里地，隔着好几个防区，也根本开不到北京来。袁世凯没有说谎，自打他应召进京，荣禄就有所警觉，已经派兵把袁世凯的部队看死了。
但谭嗣同却没有理性分析袁世凯的心理和想法，而是板着脸冷冷地说：“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说完解开了衣襟，袁世凯斜眼一瞥，立即发现谭嗣同的腰部有些异常，估计别着一只手枪，看来自己被劫持了，袁世凯见事已至此，当然不敢断然拒绝，于是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最后承诺等到皇帝跟太后到天津阅兵的时候，只要光绪写一个小纸条，他就遵旨保护皇帝，除掉荣禄。谈了大半夜，就是这么个模棱两可的结果，谭嗣同半信半疑又无可奈何地离开了法华寺。
谭嗣同回到住处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毕永年前来打探。谭嗣同有些情绪低落地说：“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又说：“此事我与康争过数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无可奈何。”毕永年立即断定即将大祸临头，并劝谭嗣同赶紧躲避，但谭嗣同摇摇头没说什么，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努力去完成一件基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后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可以说，这结局的直接原因就是康有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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