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了一场变法革新运动。改革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国家财政收入增加，边境安宁，万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兴”的景象。然而张居正死后，张居正的所有努力为什么会毁于一旦?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他少年得志，16岁时就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此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隆庆元年穆宗即位后，张居正被升为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不久，又任吏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隆庆六年春，长期沉湎酒色的穆宗突然中风，随着这个信号而来的是宫廷与内阁各派力量围绕着掌印太监与首辅的职位展开的激烈斗争。最终，穆宗把年仅10岁的幼帝朱翊钧和大明江山托付给了内阁首辅高拱和次辅张居正、高仪。此时，张居正谨慎地考量局势，同样身为次辅的高仪年迈多病，没有威胁;唯一的障碍就是身为首辅的高拱。
高拱和张居正一样，都是能臣，但他常以才略自许，负气凌人，也得罪过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尤其重要，有“内相”之称。他们有代替皇帝批阅奏章之权，借着皇帝的一支朱笔，小小太监的权力被无限扩大，批红时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改动内阁的票拟，或者对皇帝施加影响。
在穆宗时，高拱就看不起秉笔太监冯保，反对其升任掌印太监，两人自然就结了心仇。穆宗死后，神宗年幼，实际权力暂由其生母李太后代理。冯保是神宗的“大伴”，又是李太后的亲信，得到了太后完全的倚仗。冯保便借机以皇帝的名义升自己为掌印太监，并掌管东厂。从此，所谓的“批红”，在一定程度上就变成了冯保的意见。
张居正看到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看到了冯保身后有太后做靠山。张居正一向为人机警，奸臣严嵩当政时，“嵩亦器居正”。徐阶代替严嵩为首辅后，同样“倾心委居正”。高拱秉权后，“两人益相密”。但张居正又不甘心长久居于首辅之下，于是他决心借冯保之力，向高拱开刀。
作为合作的筹码，张居正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保障了冯保“批红”的权力，双方合作默契。冯保上台后，高拱也企图先下手为强，策动言官上奏弹劾冯保，试图驱逐冯保。但是，冯保深得李太后的信任，加之又有张居正为之谋划，高拱非但没有成功，反倒落下口实。
人们纷纷以为，幼年皇帝刚刚登基，高就弹劾其身边之人，有挟辅政之名而行夺权之实。最终，在李太后的主持下，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帝的谕旨，称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张居正坐收渔翁之利，顺理成章接任首辅。高拱走了，高仪不久也去世了，这样，内阁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张居正期待已久的时代来了。
张居正初任首辅时，吏治腐败。为此，张居正以铁腕政策，在两京十八大衙门中强行推行“京察”，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凡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从此，张居正开始了他构思多年的改革，史称“万历新政”。
新官上任三把火。“京察”这第一把火就粉碎了官僚集团对新任首辅的期望。随后，张居正整顿学政，遏制了请托腐败风气，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改革驿递制度，煞住了官员私用驿站、中饱私囊的腐败之风，为国家节省了大批资金。可以说，张居正的吏治改革是围绕反对贪污贿赂而展开的。
张居正认为，上层官员应做奖廉抑贪的表率，政府首脑及地方督抚是正风之本，他自己也率先垂范，概不接受官员的礼物。他明白这些礼金都是官员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他在给一位官员的信中说：“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如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非骄伪也。”
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国家财政上，他要为国理财，整顿税务。张居正对一些锐意改革的官吏给予重用，安排到各个重要部门，并通过清查皇室子粒田、处理荆州抗税，追查京营兵士棉衣造假事件，大刀阔斧地整顿经济。
这当然得罪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但是，张居正没有手软，坚定地执行一系列的赋税改革，实施一条鞭法、丈量田地等政策。考成法的实施，取消了农村中的豪富乡绅的赋税减免特权，扭转了赋税转嫁到小农身上的状况，开辟了国家的赋税之源。一条鞭法将赋、役内各款目合并，以田为主征银。
从而取消了豪绅势宦利用优免特权逃避赋役、偷漏税粮的特权，一律强制纳税，达到“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的目的，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张居正以雷厉风行的作风艰难地推行改革，解除了明朝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储备不够一年之需，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1/3。然而，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国家储粮可以保证10年的消耗，国库积银达400万两。后人称赞道：“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败落的明朝又出现了复苏的迹象。
然而，个人主导的改革隐伏着巨大的危机，那就是人在政在，人亡政亡。其实，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明白，自己的施政必然要遭到豪强权贵的疯狂报复，但他并不在意，决心“弃家忘躯，以殉国家”。可惜，他没想到的是，政敌的报复在他去世之后才展开，连累的是他的老母、爱子和方兴未艾的改革大业。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赠上柱国太师衔，赐谥文忠。
张居正一死，年已20岁的神宗开始亲政。一直生活在张居正的管制下、对张有着严父般畏惧的神宗再也隐忍不住发作了。半年后，神宗迫不及待地将冯保逐出京城，发往南京孝陵种菜。对冯保的处分是一个信号，久居官场的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转变，于是弹劾张居正的奏疏纷至沓来，正中神宗下怀。
于是，在张居正死后不到两年，风云突变，神宗下诏夺了张上柱国太师衔，并夺谥。随后下诏查抄张居正的家产。这次抄家是真正的人间惨剧，把封建官场的冷酷无情实施到了极致。京城官员还没有赶到江陵，就先令当地官员登录张府的人口，封闭房门，不许人出门，以致还未抄家就令十几口老弱妇孺被活活饿死。然而，查抄的家产不过十几万两。
张家出身盐商，本就有钱，再加上生前神宗的丰厚赏赐，有十几万的家当，并不为奇。为了向皇帝有个交代，负责查抄的官员对张居正的儿子严刑拷打追赃，逼死了大儿子张敬修，张居正的二子张懋修经不起拷打，屈打成招，自杀未遂，最终与其弟张允修等族人一起被充军。一代名相，十年帝师在身后的遭遇，令清明志士寒心战栗。
这一系列事变，不仅全盘否定了一个辅佐神宗十年的老臣，更是否定了十年来的国政，多年励精图治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明朝最后几十年的短暂复兴变成了明朝灭亡前的回光返照。自此，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终于夭折。
好像是对张居正的报复，以神宗为首的满朝文武，以敛财为风，从此明朝急剧衰落，积重难返，回天乏术。神宗推倒了张居正，也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向了深渊。天启、崇祯年间，国力衰微，险象丛生，人们终于能体会张居正的良苦用心。
天启年间，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发还张府没有变卖的房产。崇祯二年，思念救国之才的崇祯帝还给张居正后人官荫与诰命。可惜，时过境迁，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人们有感于此，在江陵张居正故宅题诗抒怀，写道：“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张居正当时的权力相当之大，深得皇帝信任，但是，为什么后来失败了，而且，最终落得抄家灭族的下场呢?
张居正改革，就个人而言受益最大的当属万历本人了。他即位时才十岁，全靠张居正和自己的母亲来治理各种繁杂琐事。隆庆帝去世之时，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满是问题的大明江山。万幸的是，他给万历留下了一个能干的首辅：张居正。而且，张居正也不负众望把万历带大，并担起了帮他管理好江山的重任。此时的张居正，和当年白帝城托孤的诸葛亮处于同一种情形之下。
就这样，张居正身为首辅，一边处理下边交上来的事务，一边教万历皇帝念书。到了万历能自己亲自上朝处理政事的时候，张居正盘算着回老家养老。结果，朱翊钧却挽留他，让他继续干下去，并且，还表示：张居正这么多年以来的工作深得自己的信任。皇帝这摆明了是要把人才用尽，但是，张居正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觉得：自己和皇帝交情这么深，皇帝肯定会看在旧情的份上放自己回家。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古代帝王的本质，决定了他们用人的彻底性。皇权那绝对至上的性质，决定了皇帝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信任任何一个人。当上皇帝就成为了孤家寡人，以至于，所有人包括跟随皇帝多年的大臣、老师，甚至是父母，都不能完全获得皇帝的信任。
所以，那些给皇帝“打工”的大臣们，就只不过是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罢了。当大明王朝从一个危机里“解脱出来”，当朱翊钧逐渐长大，改革越来越顺利，张居正的“用处”也就逐渐消失了。封建制度下，这种现象十分常见，也是一种必然。并且，张居正作为王阳明心学的传承人，个人理念与先前传统的君臣观念可能还不大相同。
恰好张居正又是万历皇帝的老师，所以，他当然是希望万历成为一个好皇帝，能造福天下。朱翊钧小的时候，张居正教育他治理天下的大道理，要遵循的儒家学问：作为君王要以身作则，方能治理天下等等。总之，想要“治好”天下，就不能凭一人的主见专权，需要多人合理的决策，通过正确的规章制度，来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
但是，不改变封建时期的社会制度，谈“依法治国”就是天方夜谭，一切的规章制度，最终，都是来自于皇帝一人。当朱翊钧长大之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朱翊钧不再是当年那个听话的小孩了，皇帝终究是皇帝，想做什么没人拦得住，顶多给世人留下一个坏评价。张居正纵使有着不错的君主观念，但最后，万历却无力治国啊!
有句话说的好：领导用人，永远只会挑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这也正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政治体制的更换，是通过革命而不是改革。因为，靠上层的选择，下一届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兼听则明，仅仅是古代人的幻想。虽说张居正是一代功臣，颇有一番正面形象，为社稷江山做出了很多的贡献。然而，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做过错事，更不意味着他本人就没有缺点。
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海瑞，一身清廉，当年的海瑞，谁都敢怼，谁也不怕。当年，海瑞这么干的时候，张居正还没有当政，他则鼎力支持海瑞打击豪强。但是，当张居正位高权重之后却没有重用海瑞。张居正的确很会用人，可惜他认准的单单是能干的技术人才，并且，张居正身边的两个副手张四维、申时行，后来，都成了两个败坏政治的家伙。
明朝中叶，有这么一个人物：王阳明。王阳明当过官，领导过军队，经历过苦难的边境生活。这种种经历，促使了心学的诞生，以至于，他被誉为“圣人”。王阳明通过学习程朱理学，悟出了属于自己的大道理：“理”自在心中。如果，按照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来讲，可以说，这套理论相比于之前的“理学”，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王阳明认为：只要人对自己认真审视，知行合一，人人都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得不说的是，心学，成了明朝后半期最强大的学说。心学完美地冲击了之前的学术理论，随着心学的不断发展，后来，出现了不同的流派，最后，使得官场出现了无数“愤青”抨击上层的制度这种现象。很明显的，东林党就是这么一群人。
而张居正在万历八年的时候，下令思想统一，试图整治这样乱糟糟的样子。结果，选上来的人就会溜须拍马，左右逢迎倒是很娴熟，其它的什么也不会，这也间接导致了明朝不可挽回的穷途末路。张居正的改革，最终，也只能使得奄奄一息的大明王朝在短时间内回光返照。说他是“救时宰相”，刚好反映出了他的改革新政，无力挽回早已落伍的封建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