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明朝后期的东林党是个怎样的历史存在?最后为何没能拯救明朝?
明朝后期的东林党虽然仍是正直与正义的代言人，但随着党争的日益白热化，逐渐病变成一个意气之争的存在！而这种意气之争有时又是片面的，比如在崇祯十四年，东林党人就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贿司礼监太监，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在这件事情当中，原是阉党的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一面参与拼凑贿金，一面向东林党人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兹水。”东林党人对阮大铖奉上的贿金悉数收下，但坚决反对阮大铖出仕，搞得周延儒左右为难。东林党这种收钱不办事，翻脸不认人的风格又岂是君子所为。实际上，在门户之见，党派斗争的日益白热化下，东林党人已丧失了结社聚义时的初衷。
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出仕以来并未做一点有益于社稷、百姓的事情，其最大的业绩就是讲学结社，高谈阔论，以”直声名震天下“，然后就自封为治世之良臣，似乎只要他们在位，即可天下无事。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在国难当头之际，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共赴国难，而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争夺最高权力。著名反清义士夏允彝就曾批评东林党人道：“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可谓是一针见血。
总体来讲，东林党还是一个代表了先进、正直、清明的政治团体，但虽着明末党争的日益激烈，政见之争逐渐转变成政党之争，随着政党之争的日趋深化，又病变成了意气之争。这种无休止的内耗，只会加速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而治国理政又岂是黄宗羲一句“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最明显的对比就是，魏忠贤的阉党当政时，皇帝还有时间去做木工，国库充盈，粮饷充足，军事实力强大，国家财政来源多元，放松海禁，促进了对外贸易。而东林党人得势时，皇帝事必躬亲，累到吐血，就是这样，全国都不断掀起农民起义。国库入不敷出，前线将士迟迟得不到朝廷的粮饷，废除了工商税，加强了闭关锁国，使明朝的财政收入来源单一到只剩农业。由此可见，东林党只是一个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典型的空谈误国，置国家民族的利益于不顾的文人集团。
从万历时期到崇祯时期，甚至南明政权时期，东林党都始终活跃在明朝政坛之上。不仅如此，作为抵抗魏忠贤一党的主力，东林党一直都被冠以“清流”之名。无论是正史还是民间传说，东林党一直都以正面形象出现。可是，就是这么正义的一个群体，在魏忠贤伏诛后，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为什么依然没能拯救大明王朝？
一、东林党过于执着党同伐异，这个目标在他们眼里甚至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样的一群人当然不可能拯救明朝
东林党最早由万历年间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因为反对万历皇帝废长立幼而被罢黜，不得已回乡教学。但这并没有熄灭他的政治野心，回到家乡后，顾宪成利用他远离京师的优势，召集乡党好友，重开东林学院，以讲学为名大肆讽议朝政。这种行为吸引了一大批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文人，很快东林学院因为聚集了很多为人变得名声在外。
在当时，由于教育普及率不高，文人往往掌握着社会的主流话语权。大量文人集中抱团，自然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就引起了朝中官员的注意。很快就有一大批官员上门拜访，这批官员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加入东林党，借着东林党对舆论的影响力来帮助自己升官。正好，东林党人也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两者一拍即合，立刻形成了政治同盟。东林党拥有朝堂势力后表现出了更强的攻击性，而他们日常的讽议朝政也慢慢转变为了针砭人物，通过贬低或者抬高时下人物来达到攻击政敌的目的。
这种行为自然引起了朝中官员的不满，当时朝中除了东林党以外还有楚党、浙党等政治团体，他们对新兴的东林党表现出了巨大的抵触，两者之间逐渐势同水火。为了应对变化的局势，东林党逐渐开始调整战略目标，集中火力应对各党的打压。但是，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转向直接让东林党发现了新世界。因为东林党聚集了大量的文人，所以对于当时的社会舆论拥有近乎压倒性的掌控能力。这一点在澄清朝政方面没有多大用处，但用来进行人身攻击却无往不利。
很快，明白自己优势的东林党开始大肆攻击其他党派。在东林党舆论武器的打击下，各党纷纷不敌。自著名的“宫廷三案”过后，其余党派陆续衰弱。而借着舆论攻击的武器势如破竹的东林党却渐渐沉迷于党争，有时为了争一时长短，甚至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导致大量能臣含冤受屈，更加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二、东林党中大部分人就是出生地方豪绅，代表的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不可能从国家层面去思考问题，自然也就不可能拯救明朝
在东林党成立早期，受顾宪成等人名气的影响，江浙一带有许多的大商人、大地主纷纷出资帮助，或者派遣子弟前往受教。而彼时的东林党正值新生之际，自然不会拒绝这种无偿援助。然而，正是这种人情交往之中，东林党开始了解大商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需求，鉴于“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的道理，东林党的言论也开始明显倾向于大商人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这就更坚定了大商人、大地主阶级投资东林党的决心，于是，在东林党刚刚诞生的那段时间里，大量的地主豪绅出钱出力为东林党摇旗呐喊，从某一方面来说，或许也正是这么多地主豪绅的加入，壮大了东林党的声势，给予了他们插手朝政的机会。东林党支持地主豪绅，这一点几乎无可指摘，连正史都如此记载。但在支持地主豪绅是否有利于当时的明朝上，自古以来就有很大的争论。
众所周知，最终覆灭明朝的是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而在此之前，大明的北方农民起义也是络绎不绝，如李自成、张献忠等人多次被镇压，之后又多次起义。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农民阶层绝对是失去了仅有的活路才会如此铤而走险。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史料记载，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底层百姓运气好的可以靠卖身为奴勉强生存，运气不好就只能沦为流民，生死看天。在这种恶劣的大环境下，农民要是不起义才奇怪呢！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东林党支持地主豪绅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助长了农民起义的潮流，因为国家到底是需要税收的，既然不能从地主豪绅身上收上来，那自然会被摊派到底层农民头上。当然，也有人说东林党不仅反对收地主豪绅的税也反对收底层农民的税，这就是胡搅蛮缠了，谁的税都不收，你让朝廷喝西北风去？
其实从史料来看，明末的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就意味着大商人阶级已经掌握了雄厚的资本，大地主阶级的主要收入来源也并非土地，而是矿业、盐业等国家战略性产业。可以说，无论是大商人还是大地主，都是当时明朝最有钱的一批人。对于当时的大地主、大商人而言，收一些税并不会伤筋动骨，毕竟底子摆在那里。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就曾经派遣大量太监前往江南破坏性地收取矿税和商税，也没见多少大地主、大商人破产。
而反观底层农民阶层，由于明朝皇庄制度的盛行，土地兼并已经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整个明朝北方，竟然找不到多少拥有土地的农民。天启年间就数次降低农民赋税，这才堪堪稳定住局势。但是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受东林党影响，大肆削减江南地主豪绅的矿税、商税，直接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崩溃。为了弥补国家财政，崇祯皇帝不得不对底层百姓进行摊派，这就直接把刚刚稳定的局势完全打垮了。
应该说，东林党支持地主豪绅的政治主张是需要为明朝灭亡负责的。或许东林党也不希望一味压榨百姓，但他们的政治主张却限制了他们的行为，最终成为了明朝的掘墓人。
三、明末局势错综复杂，内外矛盾相互纠缠。而东林党中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之人，就算他们真的想拯救明朝，也没有那个能力
东林党没能拯救明朝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的能力问题。早在天启年间，东林党就出现过一批具有传统儒家气节的杰出人物，如杨涟、左光斗等。但是不可否认，即便是这么一群堪称东林党柱石的杰出人物，在朝政上依旧败于魏忠贤之手。透过这群人忠心的光环，其实不难发现，他们也确实没有多少能力。但是就是这群人，已经是东林党中最杰出的一批人了，东林党被魏忠贤团灭后，稍有能力的东林党人也大多被杀，此后剩下的就完全是歪瓜裂枣了。
不过这个时候，东林党人的无能还没有表现出来。直到崇祯皇帝上位后，强势诛灭魏忠贤，这群幸存的东林党人上位，形成“众正盈朝”的政治局面，东林党的无能才被表现到了极致。乃至于崇祯皇帝这个一直支持东林党的皇帝最终都发出了“文臣皆可杀”的感慨。不过平心而论，明末的局势确实太过混乱了。
首先就是世纪天灾“小冰河期”的肆虐，直接导致了北方农业的跳崖式减产。不仅直接冲击了明朝的财政，更诞生了大量的流民和盗匪。而两者结合又使得农民起义大量兴起，从根基上对明王朝造成了巨大打击。除此以外，后金的崛起也使得明朝的外部压力剧增。偏偏当时的大明军队内部贪腐成风、派系林立，更有甚者甚至相互仇杀，极大的降低了军队战斗力。而军中名将，意欲改革的进取人士又受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影响，根本放不开手脚，于是对外战争一败再败，后金的军事扩张也完全变得不可阻挡。
最后，崇祯皇帝多疑善忌的性格特点也是明末危局的一大原因。在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崇祯皇帝九换主将，直接导致了军心浮动，也给几度被逼入死地的农民起义军续了好几次命。而在对外战争中，擅杀大将袁崇焕也导致了关宁铁骑叛变，最终导致了前线战事全线崩坏，好几支明朝劲旅投降清军，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这等复杂危难的局势之下，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解决的。但问题是，此时的东林党不仅没有帮上忙，反而在不断添乱。
一味强调不能向江南地区收税，直接卡死了明朝的财政来源。在崇祯皇帝放下尊严向大臣借钱时一个两个借口清廉没钱，而在李自成打进京城时又动辄被抄出数万两，连李自成都觉得“国有此臣，何愁不亡”。客观公正地说，东林党最先创立时的目标是好的，在顾宪成等人还在时也一度做出过一些积极之举。但他们对其它党派的极度排斥，和对地主豪绅的支持注定了他们根本完不成救国的重担，只能在不断的党争中沦为一头没有理智的“政治怪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