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朝政极度腐败，阶级矛盾严重，农民被剥刻到极点，发起了大规模的起义，而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也非常激烈。在当时的背景，以刘协为代表的汉室政权已经失去民心，同时中央集权也完全旁落，仅存一点名义效应，曹操挟天子令诸侯，令的就是这些地主阶级，当然这个阶级才是当时的社会力量，百姓起义的成果被豪强集团蚕食了，造成势力割据后，百姓再也无法聚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继而被军阀剥刻的只会更为严峻，为乱者十户有八，百姓更因势力集团之间的争斗惨遭屠戮。
“苟全性命于乱世”，诸葛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百姓颠沛流离的生活自小看在眼里，所幸早年避乱在安静的荆州，得以潜心修学，后满腹经纶，在荆州小有名气，与名士庞德公、黄承彦、司马徽可以说忘年交，与荆州最高行政长官刘表、撑军政大权的蔡家、蒯家沾亲带故，马家也是当时的大族，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可见民间也有名气。以诸葛亮在荆州的人脉关系，谋职轻而易举，不过他选择了隐居，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修身，与庞、黄、水镜等隐士来往密切，生活很是惬意，还可以潜心修学著书（士族子弟的共同爱好）。但自比管乐，叹息痛恨於桓灵，以及他的民本思想（后面细谈），表明了他心存“驳乱趋治、救民兴国”的理想。
能洞察天下时局的诸葛亮，所匡辅的君主，理念必当一致。曹操是曾经屠过城的霸权主义者，实有暴君倾向，得天下未来真能安吗？显然与诸葛亮的理念相背离。孙权的治世理念非常落后，非明君（民乱多可以足见其政治观念的昏暗）。只有刘备的仁义待民和匡抚汉室的志向，与诸葛亮的理念一致，如其能得天下，何偿不是苍生之福。实际上此汉室非彼汉室，诸葛亮的思想并不保守，天下需要的是带来新生力的汉室政权，而不是那个已经腐败消亡的汉室政权。其时百姓的要求很简单，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然后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便是好政权。刘备三顾茅庐，咨以当世之事，很显然诸葛亮被他的赤诚和坚毅所打动，由是感激，遂追随出山，尽管闯荡了大半辈子的刘备仍无立足之地，兵不过数千（而后一年吸收荆州私募游户为兵，在刘表眼皮底下扩兵接近两万，其中精甲水兵1万）。此时诸葛亮27岁，风华正茂。
一、制订定国的基本路线
诸葛亮出山时天下兼并得差不多了，曹操抑其谋略，以弱击强定中原，大有吞并天下之势；孙权据江东已历三世，得江东士族势力的支持，凭其国险足保，这两者都是刘备无法争和不可图，那么天下就剩下荆益两州。荆州是四战之地，东吴对荆州也早已垂涎三尺，然连年发兵江夏未得。曹魏北方已定，对南方虎视眈眈，随时发兵吞并荆州和益州，面对这样的情形，刘备哪有什么资本能与他们相争？诸葛亮是个唯物主义者，唯抑人谋，他用他的战略远见和洞察力，分析了荆益两州的利害关系，根据刘备的情况，制定了定国的基本路线：
第一步骤：荆州其主不可守，那么诸葛亮为什么有信心荆州可以资刘备？
首先得人和。刘备待在荆州多年，很得人心，其中包括士族和百姓，后来确实“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
其二得地利。诸葛亮熟悉荆州内部势力集团的分布、结构及其关系，事实上后来表琦刺史，又征四郡，刘备集团执行得都非常顺畅。另外诸葛亮还为刘备谋得一个很靓的底牌，刘琦公子向来敬重诸葛亮（亮比他小八岁），向其求安身术，诸葛亮可谓一计多成，不但刘琦安全了，顺便为刘备取得筹码，刘备即得刘琦兵，又得刘琦的招牌，刘备在荆州立足可以名正言顺。
其三可以说是等待天时。如果曹操此时没南下，刘备便拥有夺取荆州的最硬资本，刘琮集团不及长子刘琦有名望，也不及刘备集团有魄力和得民心；东吴的也难混进来，人家那是刘家内部矛盾内部解决，只要做好江夏等关口处的防御便可。不过曹操突然南下（曹操没有做好充分的战略规划，是仓促南下的），搅混了荆州，刘表此时也亡，诸葛亮欠刘备“攻刘琮，荆州可有”，刘备“心有不忍”放弃了，从此事来看，说诸葛亮不冒险是不对的。孙刘两家联合抗曹势在必行，两集团双赢，岂有不为，只是孙权底气不足，诸葛亮激了一下就拍案。
第二步骤：立足荆州后，荆州是用兵之地，但刘备集团还需拥有立国资本，这个立国之地就是险塞益州。对益州的争夺，东吴隔着荆州的刘备集团，断是染指不了。益州北部有张鲁，可阻曹操，那么取益州的障碍也就只有刘璋集团。
诸葛亮分析到，“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
益州偏地，但沃野千里，又不像其它四战之地那样有大的破坏，本来应该是个较安定的地方，可偏偏刘璋暗弱，没治理好（刘表治荆就比较好，无耐处于四战之地才无防守之力），与天下的弊病一个样。内部势力集团矛盾重重，激流暗涌，历来就时不时的发动战争。豪强更是目无法纪，万分嚣张，欺凌弱小，百姓为乱十户有八，阶级矛盾很重。然后刘璋对豪强也没办法，为得到他们支持，任之忍之，所谓“不知存恤”，于是就令一些有识之士有怨念，有的得不到重用，有的被欺，心里都想着弃刘障，呼唤明君。诸葛亮指的出的这些矛盾，后来果然浮出水面。刘备立足荆州后，明君不就正在眼前么，“帝室之胄，信义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而且现在又有足够的实力，张松、法正便主动献策来了，刘备最终反客为主，取下益州。
第三步骤：“若跨有荆、益……”，诸葛亮是用“若”字，也就是说并不能百分百的能保证实现，计划的实现是要抑人谋，尽人事，但也不能否定多算多胜，少算有胜的定律。反观回去，诸葛亮虽然对荆益目标明确，形势分析也非常精准，但也要赖于人的主观努力，为实现这个目标，克服一切变数。
刘备集团跨荆益后，诸葛亮紧接提出的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略，这些都是根据刘备集团内部和外部，提出来的方针，此阶段的方针政策是休养生息，发展国力，而不是拓展疆域什么的。诸葛亮行政雷厉风行，富国强兵强民的手段是很强憾的，休养生息不需要很长时间。看刘备年年征战，后军事遭重创，诸葛亮在稳定政权的同时，还能提供源源不断兵马粮草也可以证明。如果能够整合一切内部和外部资源，国力是能够达到质与量的飞越，特别是质的方面。对内部为“修”，对外的少数民族采取“和”和“抚”，对东吴是“结好”。前面的三个方针，诸葛亮在后来的执行都出色的完成了。
我们来看对孙权的这个“结”字方针，其时是对吴采取不对立的方针，“好”是尽量处理好之间的关系，避免产生冲突，总的来说不是与东吴联合共谋曹魏（失去荆州后诸葛亮才与东吴立下盟约，以成掎角之势）。从这一步可以看出诸葛亮的风险意识，刘备集团在跨荆益后，是要主动讨好孙权，消除他的顾忌。
第四步骤：准备就绪，等待天时，荆益两州“双钳”北伐。所谓就绪就是刘备集团能够在第三步的强国政策顺利进行后，也就是内部足够强大（含夷越），外部足够和谐（诸戎和东吴），施德政能够取得天下民心，然后进行全面的军事规划，见机北伐，击破曹魏主力，“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总体来看，隆中对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如曹魏民叛不在少数，机会可以把握也可以创造，但前提是后方要过硬，诸葛亮在《治乱》里说到“先理强，后理弱；先理近，后理远；先理内，后理外；先理本，后理末”的治乱哲理。总之，拓展疆域和内修政理是立国的左右手，两者需要协同才能发挥巨大效应。
补充：刘备集团执行第三步发生的两处偏离：
1、冒然拓展。有观点说关羽北伐是为了让益州休养生息，因为刚经历汉中之战的大消耗，怕被曹魏骚扰，私以为太牵强了，益州经历夷陵之败后，形势更为严峻，北有曹魏，东有刚敌对的东吴，南有夷叛，内有不安分子，怎么不见需要另外策应，诸葛亮直接就“闭关休士，务农耕殖”，刘备的发丧只为三天，难关就渡过了。另一种观点是，刘备给了关羽假节铖，关羽策应刘备，左拳出再右拳出的对应北伐，刘备7月打完汉中留下魏延就回成都了，一点要北伐的意图都没有，正是生息之时，所以这完全是关羽自发行为，至于动机后面探讨。关羽8月北伐，直至12月失荆州时，刘备最后有返回汉中，估计是得到关羽北伐的消息，想减轻关羽的压力，却不料关羽那边已败，荆州已失。
2、取得汉中胜利后，普遍存在骄狂之气，特别是关羽不但没主动讨好孙权，还不断的造成对孙权的压力，硬是把孙权从东线拉回荆州对付他，以至没有解决东顾之忧便冒然北伐。而他关羽也没有处理好内部政治关系，缺乏凝聚力，造成内部背叛。关羽是一名骁勇的大将，打仗有勇有谋，硬件上还加固了城池以提高防御力，他可以符合隆中对“上将”的要求，但不具备帅才的素质，也不具备作为一方最高行政长官的能力，以致出现大漏洞，让敌有机可乘。
隆中对最终没有完成，在于人为执行上的偏离，这也是中央集团对荆州行政长官的把控上，有点力不从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失荆州后，诸葛亮对战略作了调整，为实现这个目标，把个人的主观努力发挥到了极致，只可惜已不得天时，陈寿曰：“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但是他的治世理念一直贯穿始末。
二、强国富民方略
汉朝经历数百年的发展形成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到了东汉末年，朝廷昏暗，玩弄朝政，上行下效，据记载：
豪强拥有私人队伍，到处筑起堡垒，实行武装割据（朝廷不管），他们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有大片的良田，牲畜成群，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半农奴），而且还养了宾客、刺客和敢死士，穷人被迫服从役使，冤枉也不敢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而没有好处。另外当时虚伪游手比农民还多，虚伪游手之所以多，是因为为富贵人提供淫侈之物可以牟利。而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社会结构是严重失调的，所以农民是被压迫到了极点。
（一）政治变革
刘备集团入蜀，面临的是一个“风气败坏，朝政荒废，刑法不肃，地方豪强专横跋扈，并且还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政治环境。法正认为应该实行宽松政策，所谓宽松说到底是在原来的秩序和利益分配上更为宽松，施以更大的恩惠，这样就可以得到豪强势力的支持，从而使政权稳定。虽然这不失为一个简便的方法，比较容易平稳度过。不过法正的这种观点是不适合的，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作为早就诊断了天下弊病的诸葛亮予以了否决，表示要严厉以治，实施“重法”。
历史上但凡变革，都必然会受到原有旧势力的阻碍，因为新法改变了原来的秩序，必然侵害到某些势力的利益。如果变革者没有非一般的魄力，断然是难以执行下去。诸葛亮也一样，还受到了不少争议，比如郭冲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可事实真如此吗？另外记载，“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世”，估计是诸葛亮实施新法受到了一些势力的抵制，这大概是所谓“刑法峻急”而造成的纷乱吧。下面看看究竟是哪部分势力会阻碍新法呢？诸葛亮的新法是根据上面所说的社会弊病而制定出来，所以可以排除农民，分析一下不外乎是以下这几类势力：
1、地方豪强：他们不仅拥有财势，还有武装力量，长期以来都是目中无人和骄横，对于新政权本来就不屑了，而现在又面对损害他们利益的新法，必然会联合起来反抗；
2、地主和商贾：他们拥有不尽的财富，新法突然断了他们的财路，自然也不肯让步；
3、山寇盗贼：此时正是政权更迭而未立足之际，可以顺便作乱和抢劫；
4、唆众分子：刘备集团的敌对分子，挑拨无辜民众，聚众闹事；
面对这么纷乱的局面，诸葛亮的对策是坚决的以军事力量予以痛击，毫不手软，用了七天时间终于给平息了下去。诸葛亮的“威之以法”终于奏效，豪强地主阶级也终于威服了。接下来说说诸葛亮是怎样把他的政策给贯彻下去的：
1、“科教严明”：诸葛亮制订了蜀科作为一国的法度，同时还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进行吏治，也就是官吏和民进行同时治理，杜绝了历史上借以抑制豪强而横行的“酷吏”现象。在实施之前，诸葛亮也务必做到反复宣传，使大家都明法，避免违法犯禁。
2、“赏罚必信，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绝对讲信义，只要有善举的，不管事情大小，都会予以奖赏，即使是仇人也是；只要有丝毫怠慢法度的人，即使是亲人也会受到惩罚，所谓“法行则知恩”，这样大家都知道感恩了。
3、“抚百姓，示仪轨”：实行仁爱政策，安抚百姓，示之以文明礼仪；
4、“约官职，从权制”：按照权制规定，不随便封官，所谓“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从而革除了刘璋滥封官导致为官者不知荣的现象（灵帝卖官，官职就更不值钱）。
5、“开诚心，布公道”：构造坦诚的社会风气，祛除浮夸之风，布正义之道。
6、“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只要能改过自新，即使犯了重罪也会释放，这体现了诸葛亮的教化思想。
7、“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对于虚伪游手，即使是很轻的也必戮。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里，农业是本，如果社会上出现大量这种不务实的人，不但影响社会风气，而且还会影响社会生产效用，所以诸葛亮严厉杜绝，要构造人人劳作的文化。
8、“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这是诸葛亮的治实精神，一切围绕事物的本性，力求精练。
诸葛亮之所以能把上面的措施执行到位，关键在于有制度可循和做到坚决贯彻这个制度。私以为诸葛亮应该制定了非常有效的监督制度。我们知道商君为把散慢的农民组织起来，非常残酷的推行“连坐法”，五家为伍，二伍为什，对民进行极端强制。诸葛亮在《论诸子》里指出：“商鞅长於理法，不可以从教化”，很显然诸葛亮的政治手腕与商君是有本质区别的，诸葛亮虽然“重法”，但绝不极端，他充满了儒家仁义教化的政治思想，“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正所谓内法外儒，集霸道王道大成。
诸葛亮推行新法是成功的，达到了显著的成效，“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并且“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新政权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为乱十户有八的现象不存在了，全民一片辛勤劳动的气象，生活蒸蒸日上，老百姓自然感怀和敬爱这位“铁腕而又仁义”的诸葛丞相；旧势力集团威服于诸葛亮的铁腕风格，同时也被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当然新法也会保护这些旧势力的合法权益，所以全国基本都真心支持这个带来新生力的新政权。
二）富国富民政策
其时刘备集团刚入蜀，除了面临腐败的政治环境外，还面临着国库空虚的困境。蜀汉有位叫刘巴的经济学家，诸葛亮从荆州到益州可谓屡费周章，费尽口舌最终说服为蜀汉效命。这位经济学家提出，“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铸蜀币五铢钱，向民间借贷，其时就是“借鸡生蛋，然后蛋生鸡”的循环，但要推行这个经济政策，是有很大难度的。首先要依赖于信用，信用度不够，民间根本不敢用你蜀汉的钱；其次政权也要有足够的生命力，如果你灭亡了，那么钱也就泡汤了；最后朝政要能够平诸物价，否则百姓的钱就等于被国家吞掉。当然在诸葛亮高效的行政能力之下，是成功的推行了，另外据考证，从武汉出土的的考古遗物中，发现大量的蜀币汉五铢钱，而地理位置则相对于东吴所统治的荆州，可见东吴有百姓是信用蜀币的。下面说说诸葛亮怎样因地制宜，因情而治的发挥最大效用来发展经济：
1、“劝农”方针：
我们知道蜀汉资源贫乏，土地清弱，国小民寡，不像中原那样占尽了先天地利优势。中原在南北朝之前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虽然战乱时被破坏严重，但整体的基础条件和优势还是最优的。在农业社会里，自然是要重农的，曹操推行了国家式的“屯田制”，其时屯田官和佃户的关系与一般地主和徒附（半农奴）的关系没有区别，最多是相对宽松一点点。这个举措对受到破坏极重的中原起到了积极的恢复作用，但这只是权宜之策，局限性很大，因为这是强制性分配的奖赏制度，说白了本质上还是与地主和徒附是一样的，到后来被剥削者穷困不堪，无法为继，剥削者也无法再压榨，后来司马昭干脆就废除了这个“屯田制”。
再看诸葛亮，“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可见，诸葛亮的农本方针是“劝农”。“劝农”的优越性在于可以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劳多得，实行“不夺民时，不尽民财”的双赢政策，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诸葛亮的“民本”思想。学术界称赞诸葛亮的“劝农”思想之所以比曹操的“重农”思想精确和效益高，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根源吧。诸葛亮在执行“劝农”的方针时，是有很多的激励措施，百姓只会有动力，而不会感到有压力。当然诸葛亮北伐之时也进行国家式的“军屯”，但是这与“屯田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诸葛亮在驻汉中时，自然是不会放着大批精壮的劳力不用，所以动用军队参加农业生产，有空闲时就屯田和殖副业，使得粮食生产及副业都兴旺。
诸葛亮兴修水利的力度是很大的，专设了堰官，开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之先河。当年诸葛亮用于清淤维护的石标尺，直到80年代才被原样仿制的钢标尺替换。而诸葛亮立下的维护法规，一直被原样执行。
2、其它的工商业：
蜀汉贫地，仅依赖发展农业是远远不足的，所以恢复盐铁官卖是势在必行，一来可以削弱豪强之利，二来可以增加国家收入。另外对于闻名遐迩的蜀锦给予了极大的鼓励措施，蜀锦是一种高利润的外销商品，当时都供不应求，单位生产效益比其它的任何商品都要高。大力促进蜀锦外销可以增加国民收入，换取本国的稀缺资源，从而达到资源最有效的配置。
3、搞基础建设，发明科技以提高生产效益：
诸葛亮大量的修建馆舍、桥梁、道路等非急务的工程，这在同时代里不为人所理解。在战乱时期，其实百姓连吃都成问题，全民搞粮食生产都来不及，而诸葛亮却还有余力去搞设计、搞建筑什么的，这不是浪费民力是什么呢？孰不知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基建搞好了，百姓容易来往通商，可以带动经济的繁荣，这虽然不是什么近利，但它的收益却是潜在和长远的，另外这还属于利民的民生工程呢，无怪乎东吴荆州的百姓都信用蜀币了。
另外诸葛亮重视生产技术革新，从而提高生产效益。诸葛亮随时随地的革新（真是有天份），比如木牛流马、连弩、搭桥枪、蒲元神刀、五折刚铠、孔明锁、九连环、改善了制锦工艺、梯田等等。总之，“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
（三）少数民族政策
诸葛亮对于夷越采取“抚”的方针，提出“夷汉分治”“助其发展”的两项策略。基本措施是：
1、重新细化行政区域，把四郡改为七郡，加强了蜀汉的中央集权；
2、削弱大姓和夷帅，并广收忠于蜀汉政权的俊杰，把有威望调到成都任职（比如孟获），也把一些留任南中各郡，以达到收纳民心的效果；
3、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其发展。只要夷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么就能够提高夷民对蜀汉政权的向心力，然后也不容易被有居心和试图割据的豪强和山寇所利用；
4、提出“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其时不是完全不留兵，负责南中事务的有马忠、张嶷和李恢，随时应变南中变化。比如诸葛亮刚返回成都，就有不服气的豪强想再次伺机割据，被李恢大破，李恢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耕牛战马以充国库，而李恢所用的军资都是南中豪强的。
民族融合并不是可以一促而就的，诸葛亮提出了好的方针政策，但是必须长远的贯彻才行，毕竟民族文化差异性大。诸葛亮也非常务实的提出“纲纪粗定，夷汉粗安”的基本目标。其实诸葛亮的这个政策短期内已经取得很显著的成效，诸葛亮生前虽然发生一两次不服气的豪强或盗贼作了小乱，但是蜀汉后方基本上是稳定的，夷民的心是向着蜀汉政权的。
（四）稳定的政治架构
政治架构关系到政权的稳定性，政略的实施需要这个国家机构去推行，推行的好坏关系到政策结果的好坏。刘备集团入蜀后，就按照名望、才能和势力构建了政治架构。综观蜀汉从建国到灭亡，中央集权都是稳定的，即便是昏弱的阿斗后期，政权都是牢握在手，而且蜀汉也从没有发生过升级到表面化的权力斗争，实属难得。
诸葛亮说到，“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可见治国的根本在于举贤，而举了贤才可以使国家安定，并指出历史从来没有说得到贤才会令国家危急的。
1、要善举才：
“故人君选举，必求隐处”，诸葛亮指出选举人才要善于从隐处发现。
比如蒋琬非百里之才，任小职而失职，刘备怒而戮，诸葛亮求情，刘备雅敬亮，乃不加罪。还有庞统和刘巴，他们都是差点跟蜀汉擦肩而过的人才。
2、察人用人：
诸葛亮提出知人性之道：“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间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比如杨洪，刘备急书诸葛亮发兵，诸葛亮就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认为他挺有见识，正合自己意，于是提拔暂领法正的蜀郡太守之职，之后表现非常出色，便改为正职。这就是诸葛亮“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提拔上来的，同时也可以反映诸葛亮虚心纳谏、集思广益的作风。
关于马谡好议军计，诸葛亮很是欣赏，打算给予实践的机会，孰不知马谡会违亮节度，这是诸葛亮有生以来的一次失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3、作政治思想工作：
比如关羽对马超的人事安排有疑问，写信问中央的诸葛亮，诸葛亮很巧妙的回了信，立即使关羽释然，关羽还兴奋的拿着诸葛亮的信到处示人。这封信能有这么大的份量可以看出，关羽及其周边的官员都是很敬重诸葛亮的。
还有张飞敬慕刘巴，但刘巴却看不起他，结果受了气，诸葛亮而后到刘巴那儿为张飞说好话。另外诸葛亮写过信调解了张裔对杨洪的误解，知道了杨洪的大公无私，同时也调解张裔与他下属的矛盾。只有魏延杨仪这一对水火不容，但诸葛亮生前都尽其才，逝世前出于大局作了最妥当的安排，察人是精准的。
4、危害社稷的予以合理的处理：
比如廖立自以为才名只在诸葛亮之下，不料确在李严等诸人之下，甚为不满，于是把满朝文武包括刘备都批个遍，这在军队里可以说是扰乱军心，诸葛亮把它流放。
李严多次把个人私欲凌驾于国利之上，最后失节，诸葛亮把他贬为庶民。但是诸葛亮属于只要知错而能改之的，还是会重用，不料诸葛亮病逝，他们也就没机会，且面对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也未免心有惭愧。
“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
5、兴办教育：
诸葛亮注重国民素质教育和培养人才，说诸葛亮没有培养人才那是很冤的，说诸葛亮没有培养阿斗也就更说不过去。刘备病危期，诸葛亮住在白帝，百忙之中奋笔疾书，抄写10万余字的申、管、六韬等帝王必修课寄给阿斗（诸葛亮是因材施教的，估计里面有批注），然后在《出师表》劝谏“亲贤臣，远小人”“不宜妄自菲薄”“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另外在《临终遗表》里也是寄予期望，“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
诸葛亮生前留给蜀汉的人才，北有王平，南有马忠、张嶷和李恢，东有邓芝，中央有蒋琬等，将有姜维，他们对蜀汉都各尽其才，终生尽忠尽职，诸葛亮都没有看漏眼。在诸葛亮提拔的国家栋梁逝世之后，由于阿斗昏暗，德政不举，人才失缺，以致蜀汉衰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违背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和“举贤求安”的理念。
诸葛亮的政治变革及民族政策，受到后人的推崇，其思想高度，在同时代无人能及。
三、志在平天下
“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很显然诸葛亮并不是什么好战份子。我们知道天下只要有分裂，战争就不能避免。军事是政治的延续，要实现政治目标，军事手段少不了。综观诸葛亮的政治目标是统一大业，“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诸葛亮在内政上革除了社会弊病，带来了社会的稳定，并极致的发展了国民经济，使百姓安康，然而这一系列的政略承受者仅是一小部分汉民，割据的局面并不是出山的初衷。
（一）三国的蓝图
天下有实力的集团剩下曹操和孙权两位，曹操文韬武略很强势，孙权虽弱但凭借其天险尚可安。不管是发展还是求生存必然少不了对未来的规划。本着“多算多胜，少算不胜，不算负胜”的定律，分析一下各集团的战略规划：
曹操集团：曹操平定了中原后，很是霸气。吞并南方紧密进行，首先是取长江中游的荆州，然后使刘璋和孙权臣服，以实现全国统一的战略目标。在三国势力形成后，则实行“蜀亡吴服”的策略。
孙权集团：周瑜提出软禁刘备，分化关羽张飞，然而北有曹操威胁，刘关张又是不为人下的人杰，孙权根本没有能耐控制，别惹火上身就好了。后周瑜又议取蜀，得蜀后并张鲁，然后固守其地，与马超好，表示是空话，因为没有分析怎么取，所谓“不算负胜”。还是说说东吴首席谋士鲁肃早年献上的《榻上策》（孙权就是努力的按照这个路线走）：
1、汉室不可兴，曹操不可卒，而北方多诚务（局势及发展分析是对的）；
2、鼎足江东，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指明发展方向是取荆州，并用“剿除”和“伐”的方式，但攻伐战的执行难度很大，方针显得粗糙）；
3、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建号帝王，图天下（如能竟长江所极，江东便可立足，进而称帝号。但后面没有进一步提出对益州和中原的策略，图天下只是句空话，该战略的设计是志短而简单的）
所以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总的来说是取荆州以保江东，然后割据称尊号，虽然志短，但比较符合江东的实际情况，比起那些投降派的要激进多了，并且还很务实，目标是做到割据自立。
刘备集团：诸葛亮《隆中对》：
1、取荆益的进程很清晰，其中分析了地利优劣、内外矛盾以及夺取的方式（前面已分析，这里不赘述），可谓是“多算多胜”。
2、提出“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略（跨荆益后，诸葛亮对所有的关系战争都提出了相应的指导方针，足见这是个很精密的战略，能设计到这种程度的历史上难见，没有很强的洞察力及谋略是不可能做到的）。
3、“待天下有变，则命。。。。。。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天和、地利准备就绪，则把战略目标指向强大的曹魏，察时机，以荆益为据点，双钳出宛洛和秦川）。
从这里可以看出，隆中对的设计目标是统一全国。诸葛亮是按照“先理强，后理弱”的治乱原则，也就是说吴国是弱国，蜀汉首先要对付的是作为强国的魏国，对吴国只是缓图。而诸葛亮的理弱方针是尽量使用外交手段（外交是军事的重要手段之一）使吴蜀双方不产生对立的局面，解除东顾之忧，以便安心对付曹魏。
可是尽管计划再周密，时势变化总是出人意料，三方博弈，联盟和拆台复杂多变，后面说说诸葛亮是怎样面对瞬息万变的时局。
（二）曹操搅荆州
话说曹操在北方连年征战，征乌丸征海贼马不停息，建安十三年正月从乌桓前线返回，就立即作玄武池习舟师，为方便统一指挥，置丞相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还把马腾举家迁来许都，以免后患，然后七月就在许都集结了十五六万的重兵准备南征。这时的兵马都很疲备，然而曹操显然是争分夺秒的急于征荆州，或许都认为曹操急功近利，个人不以为然：
看荆州情况，话说诸葛亮出山与徐庶同助刘备，私下增兵且与刘琦走得密，而刘表已入古稀并有疾病，刘备在荆州很得民心，我想在北方的曹操不可能闻不出个味来，荆州极大可能要落入刘备手中了。所以猜测曹操急于南下的动机就是要阻止荆州落入刘备手中，我们知道当阳徐母被擒，然而这只不过是个谋士而已，貌似无须这样重视。另记载曹操还赠送过“五斤鸡舌香（象征同朝为官之物）”给诸葛亮，很显然曹操要孤立刘备。后来曹操遣五千精骑先行，日行三百里直奔襄阳受刘琮降，又奔江陵取军实，就是怕荆州落入刘备手中。再后来又想威服孙权（刘璋已经主动献好了），让刘备陷于孤助，从而达到吞并南方的构想。
言归正传，刘表闻曹操集结重兵，立即收缩防务，命刘备从新野撤回樊城，并以汉水来防御襄阳，再以江陵为后方基地，储备军资。正在紧张备战之际，刘表亡故，刘琮接手却私下降曹操。刘备得知后返襄阳，时曹操在宛城，这时诸葛亮欠刘备“攻刘琮，荆州可有”（还有人建议劫刘琮逃），这决不是诸葛亮初生牛犊不怕虎，其时诸葛亮要实行的是刘表的防御部署，刘备在荆州得人和得地利，荆州有十万兵马，愿听刘备的不在少数，拒汉水以守，以逸待劳拒曹操。但不知道刘备是真不忍心违背刘表托孤还是有恐曹症，总之没有采纳只管逃，放弃了与曹操争夺荆州的机会，结果只会此消彼长。
东吴对曹操南下，最早作出反应的是鲁肃（此时不知道刘琮降曹操，刘备走荆州），要孙权召回周瑜，并表示，“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可见鲁肃认为刘备有能力安抚刘表群下，并打算主动支助刘备共治曹操，以解东吴之危。后来孙权得知荆州已失，又被曹操吓着，一下子底气就不足了。诸葛亮智激孙权所分析的几点曹操必败和必北还论，结果应验，曹军初一交战，就不利战败，紧接着败乌林和被追华容等。
荆州被曹操搅和，虽然刘备最终取得荆州的大部分和领荆州牧，但失去了襄樊，荆州被三家拆分，诸葛亮的计划有点受破坏，不过并不影响大局。另曹操虽没有实现吞并南方的目标，但从战略上来讲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少阻止了刘备取全荆的意图（关于孙刘借荆什么的都是台面上不撕破脸的客套谈判，实则是底下的实力博弈）。
（三）取益失荆
且说刘备集团立足荆州后，关羽守北荆，曹操没敢动。然而曹操也没停息，忙于整顿内务巩固政权，平定朝内及凉州马超的叛变，在东线与孙权作擦边战争等。刘备集团这边，正如诸葛亮隆中对中所料，顺利取下益州。跨荆益后，刘备集团就要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略。诸葛亮主内，刘备主外。对于新生的政权，两者必须协同才能立足，否则这边开拓，那边老巢被揣，这样的情况多不胜数。
但是蜀汉渐强，自然不被魏吴所容。孙权想分荆州，刘备拒绝。孙权受拒后发兵取荆南，同时曹操亦发兵攻汉中。按照“外结好孙权”的方针，孙权不是对立的，曹操才是对立的。那么刘备的对策应该安抚孙权，为解决孙权的心理问题作相应让步是必要的，同时全心拒曹操。可是刘备正好相反，发兵五万荆州与孙权对抗，可结果汉中被曹操攻克，益州受压力（曹操“得陇望蜀”见仁见智），刘备不得不向孙权妥协，结果两边俱损。“政治当有先后”（《亮集》），刘备没有理清。后来刘备攻汉中还花了很大力气，并且得地不得民。然而蜀汉上下还是很兴奋的，刘备就急着称汉中王。
荆州这边，关羽被封前将军，与后将军黄忠同列，但关羽这人性格缺陷很明显，先有不服马超，现又不服黄忠，不肯受拜。诸葛亮曾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诸葛亮认为这样的人事安排不妥，但刘备还是执意：“吾自当解之。”估计刘备用的是施恩，给了关羽假节钺。
似乎隐患就在这个人事安排上，第一次关羽写信询问诸葛亮，诸葛亮巧妙的回了信，让关羽立即释然。然而这一次，费诗性子直，虽然说服了关羽受拜，但没有解决心理问题。果然关羽立即发起了北伐战争，动机应该是不服输，因黄忠在汉中立下了大功，其实以关羽这种傲视的性格做急功近利的事是很正常的。可惜这位威震华夏的大将，虽有勇有谋，却没有政治智商，出现了大漏洞，换谁也不会放过取荆州的机会，所以失荆州也就必然了。事发突然，中央根本未来得急反应，当刘备再出汉中想策应时，关羽已败，荆州已失。
诸葛亮的战略计划受破坏，然而不以成败论英雄，隆中对的厉害就在于清晰的规划了从零到统一的发展路线，并对所有的关系战争提出了精准的指导方针。分析失败的根源在于人为的背离和没有贯彻执行，违背了“结好”方针和军事的统筹安排。关系战争的每个指导方针，执行起来都是不容易的，比如“抚夷越”“和诸戎”“内修政理”无论哪个都不比“结好”这个外交方针来得轻松。后来诸葛亮虽然都执行成功，但蜀汉进程有一段时间陷入停滞，失去了天时。
（四）战略调整
（1）渡过难关：
失荆羽亡，刘备决定伐吴，群下劝阻，但刘备一意孤行。其实刘备伐吴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取回荆州和复关羽之仇。夷陵惨败后，诸葛亮情不自禁的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个人理解是：
1、诸葛亮是不赞同刘备伐吴的，诸葛亮之所以表示沉默，其实是一种无耐，刘备心意已决，多劝无益；
2、诸葛亮之所以认为法正若在，就会反对刘备东行，最大的可能是诸葛亮的谋略与法正的不谋而合，而这个谋略就是舍荆州，改取雍凉，把东行的兵力转向魏国。
3、那么如果法正也劝服不了刘备伐吴，必然会同往，法正有军计，可以为刘备避风险，不至于这么惨败。
“刘备病笃，讬孤於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诸葛亮向来思虑周密，所谓股肱，以诸葛亮的才能和名望，能稳定大局和完成未竞之业的舍亮其谁。此时蜀汉惨败，内外危急，诸葛亮作了《正议》，气概凛然的驳斥了魏国的劝降，大振人心。对南夷反叛采取暂缓政策，“闭关息民，务农殖谷”以渡过难关。
（2）“结好”吴国：
孙权虽在夷陵战后请和，但综观孙权为人：
1、赤壁之战：没有勇气与曹操对抗，在保命和保国之间犹豫不定；
2、镇荆州：“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入蜀，诸葛亮镇荆土，孙权遣使通好於亮”；
3、偷袭荆州：担心遭蜀汉复仇，求庇护，向魏国称臣；
4、刘备伐吴：主动请和，担心被伐；
如今刘备败亡国衰，情况有变，诸葛亮自然不放心，便遣邓芝结好孙权。孙权果然犹豫，担心蜀主幼弱国小，被魏所乘，不能保全，思量着是依魏国还是结蜀汉，所以不肯相见，于是邓芝主动上表分析厉害关系：
1、吴蜀有四州之地，大王和诸葛亮都是人杰；
2、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可共唇齿，进可并天下，退可立足；
3、如果吴国北拜，那么魏国必求质子，如果吴国不答应，魏国便会发兵讨吴，这时蜀也发兵，那么吴国就不保了；
孙权最终决定绝魏，再后来吴国安危不再受到魏蜀威胁，孙权要称帝。蜀汉上下都认为应该拒绝，如果承认的话，那么以正统自居的蜀汉情何以堪，曹魏已经篡汉，现在东吴又篡汉。诸葛亮则认为：
1、孙权有僭逆之心已久，与之和睦，蜀汉可求掎角之势，伐魏也就无东顾之忧了；
2、如予以拒绝，孙权必然忌恨，同时蜀汉也必须发兵征讨篡汉的东吴，对蜀汉实为不利；
于是遣陈震庆贺，并签订了分割曹魏的盟约，而孙权在这个盟约里大赞了诸葛亮。至此以后，吴蜀关系稳固，合作越来越密切，诸葛亮可以全心对付魏国。
（3）“和”诸戎：
诸葛亮的战略调整基本上与隆中对差不多，失去荆州已不可挽回，便把目标转向取雍凉，如能得到雍凉，可以以此为据点，再徐图中原。凉州有以下优势：
1、物产：盛产牛马，可以加强国力；
2、地理：是蜀汉扼守门户的西北屏障，足以成为图中原的根据地；
诸葛亮对诸戎采取“和”的方针（“礼有所任，威有所施”）：
1、维系汉羌交界地域安定，尊重羌胡风俗，军纪严明，通物揽络；
2、从凉州内招募降附的骑卒以扩大军队实力；
3、策反诸戎，使其合力共伐魏国（“鲜卑轲比能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
诸葛亮的对外政策目标总算是达成了，争取了最大化资源的支持。
（五）职能转变
蜀汉前期军事扩张与内修政理两者快速并进，但自从汉中战役后，军事连遭重创，并且短时间内损失了大量人才，军事扩张出现僵局。但诸葛亮本着“先理内，后理外”的治乱原则，也就是先主修内政，后行军事扩张，史载诸葛亮治国是民富国强。这里有必要澄清说明：
1、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说“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私以为这是诸葛亮的远虑，益州地贫民稀，而曹魏地大物博，两者相比之下，蜀汉是危急的，所以应尽早打开格局才是当务之急。而诸葛亮也说了“兵甲足”，以诸葛亮谦逊的性格说出这话，想必蜀汉百姓负担并不重。
2、“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情况，蜀汉从来没有发生过到这种困境，这只不过是杨洪论述汉中对益州的重要性，实乃断章取义。
3、“民皆菜色”在诸葛亮时期更是不存在，实为20多年后刘禅昏弱，德政不举，导致国衰民弱。
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国情：
1、“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可见蜀汉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是不错的；
2、诸葛亮在国民素质教育上做出了成效，隋朝王通说：“若诸葛亮不死，则礼乐大兴”（礼乐是孔子儒学的精义）。
内修政理这个内部目标也已达成，南征平定夷民反叛刻不容缓。蜀汉上下都认为诸葛亮不该以一国之名望涉险，但是“抚夷越”是件很棘手的要务，一旦执行不好，将影响蜀汉未来的战略进程，前有关羽失荆州，诸葛亮最后还是决定亲征。诸葛亮南征兵分三路，奇正相合，结果取得圆满成功。
（六）北伐略谈
（1）北伐是实现统一全国目标的唯一途径，北伐具有积极的意义：
1、寻找突破口蚕食魏国，以最终实现“兴复汉室”统一全国为目标；
2、构造全民积极进取的文化，增强国民凝聚力和达到强兵的目的；
3、武力震慑曹魏，达到以攻为守的目的；
4、证明蜀汉有足够的实力对抗曹魏，巩固吴蜀联盟，提高紧密合作；
（2）蜀军强大的战斗力：
1、胸怀大略：亮曰：“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后乃可出军任将，张禽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兵法《问对》里认为诸葛亮大略为极致之论）
2、治戎讲武：教阅之法科学精细，虽严刑峻法，但诸葛亮极会用法，士兵人人自厉，所以二十军仗都由最高统帅执掌，可见军队素质之高。“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曰：亮率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若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司马昭灭汉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
3、军容震憾：“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起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阵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李靖）；“推子八阵，不在孙、吴”（李兴）。
4、发明器械：发明“木牛流马”运输工具来运粮，节省军队劳力和提高效率；研制连弩和元戎对付魏国骑兵（在《问对》里对曹操的兵制和大略评价一般，但对其骑兵却很赞赏，可见曹魏骑兵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5、赏罚必信：亮曰：“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失街亭，马谡违军令被诛；向朗与马谡好，涉嫌知情不报之罪，被诸葛亮免职遣返成都；王平在此役表现良好而被升迁；同时诸葛亮自贬三级，“於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於天下，民忘其败矣。”
6、精兵省将：“戎士简练”以减轻国民负担，绝不打“灭敌一万，自损八千”的硬仗。
7、讲信义士气高昂：魏军密进，适逢蜀汉士兵更班返汉，左右认为此情危急应暂缓，诸葛亮以为应以大信为本，遂遣令下去。士兵无不感悦曰：“公之大恩，犹死不报”，后莫不拔刃争先。
（3）五次北伐（正式规模的为三次）：
时曹魏历时三世，集中政权，根基牢固，实力强大。然西方事重，魏明帝西镇长安，遣曹真、司马懿、张颌和郭淮等名将全力坚守。
1、228年春：亮声东击西，出祈山，魏三郡反叛，马谡失街亭；同年12月出陈仓应吴国，20天粮尽还，斩王双；明年春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亮自出至建威，淮惧而退还，亮收两郡。
2、231年2月：再出祈山，甲首三千，“公畏蜀如虎”，粮尽还，射张颌。
3、234年2月：出五丈原屯田，赠送妇人服，仲达仍深沟高垒，但百姓安堵，蜀军反客为主。不料诸葛亮病逝，“死诸葛走生仲达”。
综观来说，诸葛亮用兵间隔并不紧密，是在顾及民生的同时积极进取，除了第一次失街亭外，都保存了实力。同时也可以看出诸葛亮采取持久战略，以骚扰的方式去制造敌国漏洞，达到削弱敌国实力的目的，以便打破魏蜀格局（魏强蜀弱，急于求成只会自毁灭亡）。
（4）浅析武侯用兵：
1、“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
（魏延子午谷奇袭，敌未必为虚。诸葛亮提前在汉中屯兵屯田，曹魏必然知其北伐之意，会有相应防御。只是诸葛亮首次北伐，三郡反叛造成极大轰动，才让曹魏始料不及，震惊不已。）
2、“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是谓以奇为正”
（诸葛亮南征，地理诡谲，夷兵分散，行数千里，此为正兵。诸葛亮采取兵分三路，然后止前而诱敌以聚集，一举击破主力，此为以奇为正。李恢那路，被夷兵围困，且与诸葛亮失去联系，然后使用诈降骗取夷兵信任，突围而出，最终与诸葛亮汇合，此亦为以奇为正。）
3、“凡兵却，皆谓之奇乎？”“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也，非奇也；反之，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
（二伐，亮粮尽还，王双以为蜀军粮尽士气低，机不可失，孰不知这是诸葛亮的奇兵而非败退，所以大将被斩；四伐，朝中有事，亮粮尽还，经验丰富的张颌，认为追击不妥，但上司有令不得不为，以致再次被伏射杀；五伐，闻亮病逝，仲达追击但又不知虚实，一闻鼓即逃，被百姓笑“死诸葛走生仲达”）。
李靖曰：“黄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用其一二而成功者亦众矣。”可见诸葛亮深得用兵之道，陈寿在三国志曰：“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即便以成败论英雄，对诸葛亮奇谋方面的看法，也只是用疑问的语气，令人无限暇想，其实因为陈寿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同时也道：“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
四、万古清高
“所啖食不至数升”，诸葛亮在前线不料病危，“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并上遗表，汇报财产，寄予刘禅期望“清心寡欲，约己爱民”，“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黜奸谗，以厚风俗。”病逝时54岁。
司马懿观诸葛亮处所后，情不自禁的曰：“天下奇才也！”魏国境内庶民追思，成都官员纷纷要到前线奔丧，朝廷下令禁止，只有谯周先行一步到了前线。数十年以来，百姓巷祭，戎夷野祀，朝廷终破礼制为武侯立庙。后来钟会伐蜀至武侯墓，下令士兵不准惊动周围，在灭蜀后司马炎要陈寿收集诸葛亮文集，叹道：“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写追悼文。
1902年，赵藩信步至武侯祠遣闷，撰书了“攻心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