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秦汉文明，下启两晋隋唐文化之先河。在教育史上的发展也是如此，它承接着秦汉教育的基本模式，又有诸多的更新和调整，呈现出时代的特色，这些特色又为晋之后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因此，本文将试图对曹魏时期的教育进行分析，以下将介绍关于曹魏时期教育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教育整体状况的研究
由于长久以来的战乱与分裂，曹魏时期的主要统治者――曹操、曹丕、曹睿将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上，对于兴办教育或显得力不从心，或是无暇顾及。因此，学者在论及这一时期的教育特点时常用“若有若无，时断时续”来评价，如熊承涤的《中国教育史系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说“三国时期，由于无安定统一的局面，战争频繁，教育事业奄奄一息，不绝如缕”。还有一些学者对这个时期教育的整体状况评价更低，如杨承彬《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认为：“三国以降，政局纷乱，不断戎马相见，你争我夺，造成教育上的空疏，无时宁静。”
二、关于官学的研究
曹魏时期官学的发展，同样处在王朝更迭频繁与战祸连年的社会动荡之中，学术界对这个时期官学的发展状况的评价与对这一时期教育整体状况的评价较相似，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认为：“三国时期国祚短暂、戎马倥偬、干戈未已，所以官学教育处于时兴时废的状态之中，教育质量是不高的。”对于造成这种状态的具体原因，毛礼锐、瞿菊农、邵鹤停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中给予了重点论述“由于士族有做官的特权，不一定要经过学校，他们又崇尚玄学，反对儒家的礼法和烦琐的经学，因此，士族不愿意多办学校也没有兴趣去办儒家式的学校。”
三、关于私学的研究
曹魏时期官学发展不兴，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发达，给曹魏时期教育的发展作了重要的补充。王建军的《论魏晋南北朝的私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4）重点论述了私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教育改革中的作用，他说“魏晋南北朝的私学，摆脱了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定向控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学者的学术专长，多角度地选择发展重心，在客观上导致了教育重心由官学向私学的转移，对独尊儒术的官办教育起着一种瓦解的作用”。还有的学者关注曹魏时期私学的发展特点，如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认为曹魏时期私学的发展（一）比较普及；（二）规模一般比较小，几十人或者数百人；（三）既有“蒙学”性质的书舍，也有深研儒家经典的学校；（四）学生可以自由择师；（五）私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
此外，还有部分论著对于官学、私学的研究都有涉及。卜宪群、张南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说“曹魏时期，由于战乱与分裂，教育的发展受到阻碍，官学时兴时废，且学风浮华。但是私人教育却较繁荣，儒学在私人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关于宫廷教育的研究
曹魏时期政权不稳，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变成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对宫廷教育尤其是皇子教育的重视程度也相应地被提高。杨承彬的《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认为，曹魏时期亦重视宫廷教育，皇帝自身好学者，往往征选饱学之士以为侍讲。如帝学有素养，也往往邀请群臣贵胄，讲论经义。黄清敏的《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尤其提到宫廷教育中的皇太子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频繁，开创江山的君主往往对守成之义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因而对皇子的教育也更为实在和深刻，而曹魏政权更是把皇子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对待，逐渐形成由太子亲授的讲学与释奠制度，这在客观上对太子学习儒家经典具有促进作用。对于这种制度为何能够萌发于处在战乱之中的曹魏政权，宋大川、王建军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认为“曹魏政权一直以崇儒的正统自居，并且曹魏集团的几任君主热衷于学术，热衷于讲学。”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学者谈到了曹魏时期的家庭教育，从广义上来说宫廷教育也可以从属于家庭教育的特殊范畴，关于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研究如毕诚的《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1997）认为家庭教育促进古代各类学校的产生与进步。但是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他说：“曹魏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家庭的生产与生活也缺乏稳定性，尤其是统治阶层受到九品中正取士制度的影响，读书无用的观念渗透到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实践中，造成了家庭教育衰落的局面。”
五、关于影响教育发展的相关因素的研究
一个时期教育的发展应该受到一定时期的社会变迁、文教政策、取士制度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故本文拟选择三个主要方面对曹魏时期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一研究综述。
1.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对这个时期教育的影响巨大。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论及了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他指出：“由于魏晋时期实行了九品中正法的选举制度以后，士族的选拔，多出于地主、官僚世家，从此，官僚的进身，由门阀不由太学，门第世族之风气养成，而学校就等于赘瘤。”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重庆中正书局1945）认为：“魏晋九品中正制实行以后，对教育方面的影响则为贵族平民教育之分化。”
2.战乱对教育的影响。曹魏时期，战争连绵，影响和制约了教育的发展。张帆《浅谈三国时期的儒家教育》（《西南交通大学》2003.5）说：“由于战乱的影响，缺乏稳定的社会局势，导致这一时期的儒家教育更多的是停留在政府的口头重视上，而没有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可以说三国时期教育是两汉以来儒家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低落阶段。”马宝记《曹魏学校教育制度及其特点述论》（《许昌师专学报》1998.1）中认为：“曹魏时期的学校教育，典型的体现了战乱时期的教育特点，由于受到战乱的破坏，除在学习内容方面相对固定外，不论是官学或是私学，都难以在时间上得到有效的保证，也难以在师资方面提供充足的力量，同时，学生的来源数量也极小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水平的提高。”
3.统治者的好尚对教育的影响。统治者在专制时代的至高地位，使得他们的好尚必将影响到教育的发展，如有些学者认为曹魏时期的统治者好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儒学教育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杨吉仁《三国两晋教育与选士制度》（台湾正中书局1968）认为曹氏父子以君主擅文学，海内从风，士大夫既有兴趣于文学，故除少数积学之士外，多数人对儒学已不复如两汉。但是，还有的学者却认为曹操是重视教育的，并以儒家教育思想为根本。张作耀《曹操尚礼重法思想述论》（《东岳论丛》1998.3）认为：“建安203年颁布的修学令表达了曹操重视教育的思想，故曹操力倡恢复正式的官办教育，以先王之道办教育。”
六、教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范畴，对政治的发展也有反作用。部分学者专述于此。毛礼锐、瞿菊农、邵鹤停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认为：“曹操在驰骛之时，以马上为家，然犹留心大兴学业，其实是利用学校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准备夺取政权，曹丕更需要学校来培养为他服务的人才，政治上需要尊重儒学，文教方针上仍崇尚儒术。”肯定了以儒家教育为主的学校教育对政治的影响。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认为：“文教政策成为封建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是当时崇儒文教政策恢复的主要动因，也是当时教育选择的悲剧意义所在。”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教育史材料的汇编，如程舜英主编《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熊承涤《中国古代教育史料系年》（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孟宪承等《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因其对于相关史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搜集、整理，因此，是研究曹魏时期教育重要的参考书。
综上所述，对曹魏时期教育的研究已有很大成绩，但是我认为东汉末年儒学的衰落使曹魏时期士人对待儒家教育的认同感减弱，这也必将影响曹魏时期教育的发展，就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状况来看，东汉末年儒学的衰落对曹魏时期教育的影响的研究仍有可深入挖掘的空间，此其一。其二，曹操的“唯才是举”令打击了儒家塑造人才的标准和规则，影响了士人的读书热情，长久以来一直被尊奉为圭臬的的忠孝仁义受到质疑，从而导致以儒家教育为主的曹魏时期教育的衰落，而这一点也为学术界所忽视。其三，由于曹魏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统治者的好尚往往带有矛盾性和复杂性，如前所述，有的学者认为曹魏统治者好文，因而对儒学教育有负面影响，而有些学者则认为曹操是重视教育的，并且以儒家教育为根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矛盾性和复杂性也可作为研究曹魏教育的思考点。
参考文献：
［1］杨吉仁.三国两晋教育与选士制度.台湾正中书局，1968版.
［2］杨承彬.秦汉魏晋南北朝教育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版.
［3］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版.
［4］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版.
［5］毛礼锐，瞿菊农，邵鹤停.中国教育通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版.
［6］毕诚.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商务印书馆，1997版.
［7］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版.
［8］程舜英.魏晋南北朝教育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
［9］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