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任子制”就是依靠父祖的官爵地位或功勋，保举子孙任官的一种选官制度。这种制度是沿袭秦代德子制而来的，可以说是“庇茴”的代名词。这种任官制度实际上不是选，而是世袭，所以， 也可看成是世官世禄制的一种变异形式。《汉书·哀帝纪》应劭 注：“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 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汉书·汲黯传》注引孟康语，‘大 臣任举其子弟为官”。又同书《王吉传》注引张晏语：“子弟以父兄 任为郎”。可见汉代的任子有以父任和以兄任两种形式。而任子的条件必须是“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并且要“视事满三年”者，才能 任一人。
两汉任子所拜的官职，绝大多数为郎官，例如丞相翟方进 的小儿子翟义，“少以父任为郎”；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郞”； 而霍光、杨恽、爰盎等人则都是銳魂任为郎。也有拜与郎的地位相类似的太子洗马、太子中庶子、太子舍人等职，例如汲黯，“世为卿 大夫。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
任子制实际上是给予官僚贵族子弟的一种入仕特权，为他们进入官场另辟一条终南捷径。因为这种制度“不以德选”，也“不依 才授”，全由父兄荫庇而“除之”，所以通过这条途径而得官的人，未 必真有才干。这种制度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庸人执政，把政治引向 腐败。为了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一些通过察举而进入官场 的新兴官僚地主，便不断上书皇帝，要求撤销任子制。
早在武帝初年，董仲舒就竭力反对这种制度。他在回答汉武帝的策问时，就明 确指出：夫长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 訾（貲），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 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於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董仲舒反对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的制度，而主张“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 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 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同时，他还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的建议，并主张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使得“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论说虽然很赞赏，但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内部 的势力平衡，还是把任子制继续保留下来。当然，在董仲舒的对策 中，还不敢直接提出废除任子制。至宣帝时，王吉再度上疏说：“舜汤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举舉陶、伊尹，不仁者远。今使 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逋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 民，此《伐檀》所为作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 人可厚以不宜居位”。
王吉的主张与仲舒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王吉明确提出了 “除任 子之令”。这自然会遭到大批官僚的激烈反对，所以宣帝未敢采 纳，认为“其言迂阔”而“不甚宠异”，王吉只好退出官场，“谢病归琅邪”。到了西汉末年，哀帝即位，于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哀帝刚登基尚未改元）六月下诏宣布“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然而，这个规定又遭到大官僚地主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废除任子令 又成为一纸空文。
东汉初期，对任子制的控制比较严格，据《后汉书·明帝纪》 载，“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 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用赐钱来代替给郎，这实际上 是采用了西汉王吉“可厚以财，不宜居位”的建议。但明帝以后，这 个制度又继续推行，安帝建光元年(121年〉二月，再下诏“以公、 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因此，东汉后期，公卿子孙 往往年尚幼小,便已获得郎官，当时称之为童子郎。例如汉灵帝时，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学”。又如桓帝时，司徒黄琼的孙子黄琬，“以公孙拜童子郎”。
更奇怪的是，东汉时期连宦官也可以荫其子弟世袭爵禄。宦 官本无后，但顺帝阳嘉四年(135年)二月，朝廷竟然“听中官得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由于朝廷的放纵，至桓帝时，宦官势力恶 性膨胀，任人及子弟为官者，布满天下。”引起朝野嗟怨。对此，太尉杨秉于延熹五年（162年〉上疏指出“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 执。”但这时宦官已操纵朝政，桓帝虽从杨秉之言，但已无法改变 这种既成事实。
汉代的任子制是一种保护封建官僚特权的制度，它保证了大官僚可以世代为官，而且高踞显位，是一种不乎等的入仕制度。到 东汉后期，任子制便与世族大家所控制的选举相结合，产生了一些世宦大族。例如汝南的袁绍家族，一门四世五人为三公，弘农杨氏，也是四世居三公之位。这些人世代相袭，把持大权，垄断朝政， 使得政治局面越来越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