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各级官员能享受公费医疗。至于广大穷苦百姓如何看病，很多人认为皇帝根本不会操心。可实际上，为维护统治，个别皇帝对“穷人看病”的重视程度也是很高的。
北魏以前，州郡县大多在政府大院门口有个门脸，里面有医生坐堂问诊，这就是地方政府的机关医院，对官员、学校师生、服役期间的农民甚至囚犯等提供公费医疗，但对老百姓却提供收费服务。 北魏显文帝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下令给普通百姓提供免费服务。《魏书》载，北魏显文帝发布诏令：“朕思百姓病苦，民多非命……可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需药物任医量免费给之。”这道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医院，不仅要为穷困百姓提供上门服务，而且还免费，体现了他“爱民如子”的情怀，也无意中开启了古代政府“免费治疗穷苦百姓”的先河。
北魏宣武帝更进一步，命太医署（相当于卫生部）“于闲敝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住，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如果说显文帝是要求政府医院兼职为穷人免费看病，那么宣武帝要求设立的是专门为穷人看病的医院，无疑是更进了一步。
无独有偶，《南史·齐文惠太子传》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立六疾馆，以养穷人。”南 齐文惠太子萧长懋设立了“六疾馆”， 也专门收治无钱治病的穷人。
当然，隋唐以前，个别皇帝尽管想到为穷人治病，但毕竟力量有限，不太可能惠及广大百姓。到了唐朝，局面大为改观。唐代前期，为穷人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主要由两家机构承担：一是由寺庙创办的“悲田坊”；二是由政府创办的“养病坊”，到唐朝后期，“悲田坊”都由政府接办，统一改称“养病坊”。据《唐会要》卷四九载，这种收容贫民看病的公费医院，遍及各州郡，经费从指定的官田税赋中支出。
宋朝继续发扬“政府免费为穷人看病”的传统，创建了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公立免费医院“安济坊”，而且要求各州县都要有一所，不断扩大覆盖面；此外还出台相关政策，从提供医疗人才、药物供应等各方面，又鼓励私人集资举办慈善性医院“养济院”，以方便贫民就医。由此，宋朝确立的“以国有医院为主渠道，慈善医院为辅”的穷人医疗体系，对元明清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嘉靖时，来广州游历的西方传教士克路士，曾撰文道：“布政司下令把穷困病人收纳到皇家医院。因为皇帝在各城市都设有大医院，其中有很多房间……被接纳入院的人都登记入册。每年医院都要报告花费数字和救济贫病的情况，如有差误或玩忽职守，那他们就因此受到严惩。”传教士的描绘，尽管有文学夸张的成分，但政府重视穷人看病的情况，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减轻不算富裕但又不符合免费救治条件的平民的医疗负担，唐朝起，历朝政府也想了很多主意。
首先，大力普及医学常识，百姓有病可照方子买药，免去求医费用。唐德宗曾亲自编制《集要广利方》，共含586个处方，要求各郡县张榜公布，百姓直接按榜中说的处方买药，，连买书的钱也给你省了。
其次，破除垄断，设置平价连锁药房，惠及广大百姓。北宋王安石改革时，鉴于市场上假药泛滥、坑害顾客，对药物购销实行国家垄断，统一管理市场药价；同时在京城首创“太医局熟药所”，不仅确保质量，而且售价只有市价的1/3，“天子赐钱合药，惠及百姓、不许赢利”。
其三，严加管理，便民利民，把好事办成“德政工程”。南宋时，将官办“熟药所”改名“医药惠民局”，要求各州县至少有一所。如绍兴六年，皇帝下诏：“各惠民局必须轮留宿值，遇夜，民间缓急赎药，不即出卖，从杖一百科罪。”用白话说，确保药店24小时营业，便民利民。明太祖朱元璋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在全国设立了“惠民药局”，不仅保证药美价廉，而且规定免费治疗“没钱看病的穷人”。他教导皇子说：“凡居住食用，事事处处要想到农民的辛劳，取之有制，用之有度，使他们不至受饥寒煎熬，这才是统治之道。”
这些王朝这样做的根本原因是担心老百姓治不起病而聚集造反，也能预防一些邪教性质的组织借符水免费治病作为聚募徒众的手段，最终是为了巩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