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是东晋时期名将，陶侃出身贫寒，初任县吏，后逐渐出任郡守。陶侃平定陈敏、杜弢、张昌起义，又作为联军主帅平定了苏峻之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他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
陶侃，字士行，鄱阳人，父亲陶丹做过孙吴帝国的扬武将军。侃公的母亲姓湛，豫章新淦人。豫章五大姓，湛为其中之一。陶丹能与湛氏联姻，而且湛氏只是个小妾，似乎说明，陶家在孙吴时代的处境还是不错的，但肯定不能跟陆、顾那样的大门阀相提并论。
280年，孙吴灭亡，21岁的侃公举家迁到了寻阳。为什么搬家的时间不早不晚，偏偏选在吴亡之后呢？孙吴帝国的兵制是世袭领兵制，将领与士兵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主仆，与其说士兵依附于国家，不如说是依附于将领的私兵。灭吴之后，为了防止这一部分势力反弹，西晋朝廷把他们都迁到了寿阳。寿阳在江北，和寻阳一样，同样隶属于庐江郡。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陶丹或许就是平吴之战中“孙氏大将战亡之家”的一员，所以，陶侃与湛氏在战后被迁到了寻阳，而陶家的败落，应该也正是由此开始。
当时，北人对南人的歧视很严重。想当年，江东的陆家何等风光，就连这样的大门阀，在吴亡之后都遭到了北人的歧视，何况是门牌本来就不见得有多亮的陶家呢？但陶家毕竟有些底子，与推动历史进步的最下层炮灰相比，侃公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优势，不至于绝对没有进入仕途的可能。因此，迁到寻阳之后，侃公做了个低级小吏，虽然只能站在赛场最外围看参赛选手热火朝天地竞技，但毕竟是站到了赛场上。
在寻阳，侃公结识了两个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周访和陈敏。周访跟侃公差不多，爷爷和父亲都是孙吴时代的将军，吴国灭亡之后被迁到了寻阳。在周访的推荐下，侃公升任寻阳主簿，并且与周访结成了亲家。当时，周访也是个小吏。那么我们就要问了：周小吏哪里来得这么大的能量，能把陶小吏送到主簿的位置上呢？
因为，门阀是分等级的，超级门阀的眼睛一般都盯着朝廷里的空缺，看不上州郡衙门里的那仨瓜俩枣，他们看不上的，却正好是地方门阀的心头肉，在有些地方，州郡衙门的僚佐甚至是由地方门阀世袭垄断的。周访出身于汝南周家，而汝南周家是一个大家族，所以周小吏才能助陶小吏一臂之力。
有的人之所以认为侃公出身寒微，主要是因为侃公青年时代穷爆了。然而，门阀制度一个奇特的地方，就在于品评一个人的出身的时候，并不是以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有的人穷得叮当响，照样在上流社会混得风生水起，有的人富得流油，照样被当成寒人庶族。如果侃公真是“业渔之贱户”，他是怎么当上小吏的？有什么资格担任主簿？又怎么能与周家结为姻亲呢？
所以，虽然侃公出身低，但还是有些来头，并不是社会整体的最下层，而是统治阶层里的最下层。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侃公是个要干大事的人，对他来说，寻阳县只是个小庙，他的征途在星辰大海。所以，他需要机会。这不，机会来了。
侃公担任寻阳县主簿不久，鄱阳孝廉范逵在去洛阳的路上，到侃公家里投宿。范逵的排场不小，随从和马匹有点儿多，侃公这时候很穷，但他还是热情招待。为了买米，他的老母亲把头发剪下来卖了；为了取暖，他把屋柱子砍了当柴火；为了喂马，他把席子拿出来当饲料；范逵走的时候，他又追着送了一百多里地，并且明确表示，希望范逵见到郡守后能美言几句。
侃公几乎是以倾家荡产的精神来招待客人，可以说这是史上最为下本的一次待客宴了。范逵很过意不去，也觉得陶侃确实是个人才，见到郡守之后把侃公好一顿夸，到达洛阳之后又大力宣传一番。就这样，侃公离开寻阳县，到庐江郡郡守身边当了个主簿，而且他在京城也有了一些小小的名气。
范逵能在庐江郡郡守面前说上话，在京城说话也有些分量，说明这个人可能很不一般。他是鄱阳人，侃公的老乡，应该在吴亡之前就了解陶家的情况，这样一个人到侃公家里投宿，也从侧面说明陶家以前在鄱阳还是比较有声望的。讲了范逵这件事，我们难免会以为侃公是个见缝插针的人。他确实很会发现、创造、抓住机会，但这只是他性格的一面，同时，他也是个有原则的人。他的性格像近现代的一个伟人，半虎半猴，有虎的刚猛，也有猴子的灵敏。
比如，侃公在庐江郡郡守张夔身边供职的时候，他的一个上司想找茬，侃公就很明白地告诉他——要是我有错，那我认，要是你想耍流氓，我就跟你硬杠。司马氏得天下的手段很low，不好意思标榜忠，所以孝是晋朝的核心价值观。在这一方面，侃公是个践行帝国核心价值观的典范，他本人是个大孝子，也喜欢以孝为标准去衡量别人。这在侃公的本传里都有记载，就不一条条地列原文了。因此，几年之后，在庐江郡郡守张夔的推荐下，侃公被举为孝廉，收拾行装，踌躇满志地奔往京城。
那时候有一首童谣，其中有这样一句：“举孝廉，父别居。”讽刺的是很多人被举为孝廉只是虚有其名，实际上是不孝子。因为这首童谣，我们有一个错觉，好像举孝廉就是一纸空文，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卵用，可是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比如说温峤，即使峤公在江东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也曾因为孝行有亏而被人搞得灰头灰脸。
不可否认，在门阀当道的环境中，举孝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内定的选秀，可这并不意味这种制度完全是空头文件，有些脚踏实地的人还是可以通过正常程序成为“漏网之鱼”，侃公被举为孝廉就是名至实归，他得到的，真是他辛辛苦苦争取到的。很不幸，由于北人对南人的歧视，侃公到达洛阳后屡受冷遇；很幸运，后来他得到了张华和几个在京城混得还不错的南人的提点。
然而没有过多久，八王之乱开始了，张华成为权力厮杀的牺牲品，居留京城的南人为了避祸，纷纷离开京城，返回故里。留在京城眼看着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了，侃公只好打道回府，在别人的推荐下做了一个小官——武冈令。顶头上司是邵陵郡郡守吕岳。
侃公有虎气，这样的人在仕途上混得怎么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司是否赏识。庐江郡郡守张夔有容人之量和识人之明，可是吕岳没有，因为彼此不和，侃公弃官而去。幸好， 天无绝人之路，侃公居留京城的时候，得到了杨晫的赏识，在杨晫的推荐下，他再次复出，出任鄱阳小中正。
中正是品评人物品级的一个官职，州里的是大中正，郡里的是中中正，县里的是小中正。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由此开始，侃公“始得上品也”。然后，就是八王之乱愈演愈烈，张昌作乱，侃公的贵人刘弘出任荆州刺史，侃公开始戎马生涯。张昌叛乱平息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明确要求刘弘按照九品中正制的要求为朝廷取才录官。
刘弘虽然有用人唯才的美名，但是九品中正制的要求他也是不敢置之不理的，所以，当皮初因不符合九品中正的标准被被驳回时，刘弘还得极力保驾护航，陶侃则顺利过关，并没有遇到阻挠。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早在杨晫的推荐下“得上品也”，事先做好了铺垫，这也就等于为推开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奠定了基础。
接着是陈敏之乱。陈敏早年间跟侃公一起在寻阳县做小吏，“同郡又同岁举吏”，说起来，也是侃公的老相识。这个人胃口大，想做个孙策、孙坚那样的人物，趁乱割据江东。可是由于实力、出身、局势等多方面的限制，他的图谋破灭了，兵败身死。而在消灭陈敏的过程中，昔日的同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刘弘麾下的侃公被任命为江夏太守，给了陈敏沉重一击。
其后，刘弘去世，侃公的母亲也撒手人寰。为了给母亲服孝守丧，侃公离职。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时候，出了这么多事，看起来，侃公的仕途又陷入了困境。这一年，侃公将近50岁。服孝期满之后，侃公到东海王司马越麾下任职，不久被江州刺史华轶引为扬武将军，率军三千，屯驻夏口。这时候，元帝司马睿在扬州的经营已经初见成效，但是华轶认为他不是正统，不把他当回事，两个人的关系搞得很僵。之所以安排侃公屯驻江州的夏口，华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备扬州的司马睿。
一开始，侃公坚决支持华轶，他的侄子陶臻觉得跟着华轶没有前途，跳到了司马睿的阵营里，把老叔拖下了水。华轶对侃公有举荐之功，但为了报答恩惠把命搭上也不值，再说这时候的形势确实对华轶不利，所以侃公做了一个很现实的抉择，“乃与华轶告绝”。华轶败亡之后，荆、湘一带又发生了一连串动乱。
王敦忽悠侃公，说只要平定动乱，就让你当荆州刺史，最终却出尔反尔，想把侃公弄死，幸亏有周访为强援，王敦才不敢贸然下手，把侃公放逐到了荒凉的广州。与侃公处境相似的还有周访，王敦也是先忽悠周访，说只要平定动乱，就让你当荆州刺史，结果却把周访挤兑到了梁州。
表面上看，陶侃、周访、王敦之间是私人恩怨，可是我们得把这个问题放到大环境里来说。王敦率军平定长江中游动乱的目的有三个：第一当然是消灭动乱；第二是控制长江中上游的荆州、湘州、江州，压制长江下游的江东本土士族；第三是利用地理优势压制朝廷，满足权欲。
陶侃和周访是南人当中的实力派，因此，王敦戏弄他们实质上反应的是北人对南人的打压。然而，王敦这样做只是一时爽，因为他硬生生地把原先有可能成为朋友的侃公和周访逼到了朝廷的阵营，所以周访后来一直念叨着有仇不报非君子，侃公也同样敌视王敦。——有据为证。
广州与建康遥隔千里，侃公在广州一边搬砖，一边关注着朝廷的局势，并没有置身事外。王敦第一次叛乱的时候，元帝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侃公，侃公也于随后派军北上勤王；王敦第二次叛乱的时候，侃公的儿子陶瞻积极参与了讨逆行动。
在王敦和朝廷之间，侃公选择了朝廷，立场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决的。王敦叛乱平息之后，朝廷把最为重要的荆州交给侃公掌管，岂非无因？侃公痛恨王敦，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侃公对王导乃至整个琅琊王家也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因为在王敦把持长江中上游诸州的过程中，在王敦背后出谋划策的是王导，而且琅琊王家得势之后曾经大肆屠戮侃公的旧部。
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换成你的侃公，这笔深仇大恨能忘怀吗？因此，王敦之乱结束以后，朝廷安排侃公接管荆州，主要原因应该就是两个：其一，侃公的立场正确；其二，陶、王之间的矛盾闹得很凶。不过，要是说朝廷对侃公有多信任，恐怕也谈不上。因为侃公接管荆州的时候，朝廷也派遣王舒接管了侃公背后的湘州，这其中绝不会完全没有利用王舒牵制侃公的意思。
王敦叛乱之后，紧跟着是苏峻叛乱。这次叛乱是愣头青庾亮搞出来的，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庾亮几乎把流民帅和藩镇得罪了个遍，尤其是侃公，明明对朝廷没有什么二心，庾亮却把他当成最大的假想敌，深深地伤害了侃公的心，所以苏峻叛乱爆发后，侃公迟迟没有什么动静，经过老顽童温峤的调停才扬帆东下。虽然在平乱过程中发过几句牢骚，说过分行李这样的话，但该出人的出人，该出资的出资，该出力的出力，侃公可是一样都没落下。
苏峻叛乱，是侃公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此前他在仕途上是坐着马车前进，那么由此开始，他就坐上了高铁，狂飙突进。这一年，侃公已经快70了。在这以后，侃公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消灭在江州作乱的郭默；第二，击退后赵，夺回襄阳；第三，谋废王导。这在侃公一生中，都是锦上添花的事，不多说了。75岁，侃公做了一个深深的吐纳，收功，让出下辖诸州控制权，去世。以上，是侃公个人的奋斗历程，再简略说说侃公所处的时代背景。
门阀制度屡屡遭到诟病，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它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堵死了人才的上升渠道。但是，这种“士庶之间，实是天隔”的局面形成于东晋中后期，而在侃公所处的年代里，寒庶的上升渠道还没有被彻底堵死。影视剧和小说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主角在山洞里快走到洞口的时候，洞口忽然降下了一道石门，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石门就要落地了，主角纵身一跃，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到了洞外。侃公，就是这个身手敏捷的主角。
出身低微的他虽然几乎每一步都有贵人提点，但打铁还需自身硬，他能成为东晋的重臣，真是走合法程序一刀一枪拼出来的，或许与华轶的决裂算是个污点，但人无完人，不能求全责备。从寒门之子到东晋重臣，侃公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并没有打破什么，换句话说，他的成功是正常的，只是因为这种正常的成功出现在不正常的时代，所以看起来是个奇迹。
打个比方，比如说竞聘一个岗位，正常的考核方式是看能力，然而在凡事走后门、看人情关系的时代，如果你是凭能力上位，那你的“正常”反而会显得不正常、很奇迹。因为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来，所以侃公走得稳，稳扎稳打；因为每一步都是实打实的来，所以侃公走得慢，大器晚成。总体而言，侃公配得上一句老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