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3年，西汉在马邑策划的对匈奴进行一场诱敌歼灭战，就在匈奴单于快要进入汉朝的埋伏圈时，守卫烽火台的亭尉向匈奴单于透露了汉军包围计划，致使匈奴军未达到包围圈就撤退了。此后匈奴四处出兵侵扰汉朝边境，以报复马邑之围。自此，西汉开始与匈奴大规模交战。
马邑之战发生于公元前133年，由公认为是伟大皇帝的汉武帝主持，一方是汉朝的大军，主要策划者是一个叫作王恢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匈奴的军臣单于。与后来汉匈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相比，这场战役显得异常平淡，双方甚至没有实质性的接触，但它却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牌，产生的连锁反应决定了未来两千年中国的走向。这次战役的原因和经过如下。
公元前202年，经过了秦朝末年的群雄并起，刘邦脱颖而出，结束了中原的分裂，创建了汉帝国。刘邦统一中原后，随即与匈奴发生战争。谁知大汉皇帝却敌不过草原霸主，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团团围困，差点儿成了俘虏。从此以后，汉代的皇帝大都保持和平姿态，不惜利用和亲的手段来安抚匈奴，避免战争。和亲的女子并非真正的公主，而是从刘姓家族中找一个女孩，由皇帝认作干女儿，嫁给匈奴。
然而，上述政策到了汉武帝时期，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争论。随着汉代经济实力的增强，“是和是战”已经成为君臣之间激烈讨论的问题。到了元光元年，匈奴的军臣单于再次要求和亲，武帝认为这是一次改变政策的时机，于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争论的两极以两个人为代表，主和的一方是御史大夫韩安国，主战的一方是大行令王恢。
王恢的籍贯是燕地，即现在的北京、河北一带，与蛮族接壤。他本人也担任过边吏，又参与过对南方闽越的军事行动，是个坚定的主战派。他认为，匈奴单于喜新厌旧，和亲后往往很快就背信弃义，制造新的麻烦，所以不如拒绝和亲，准备打仗。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认为，匈奴的土地过于贫瘠和广阔，如果要打仗，需要花费很大力气，即便打胜了，也没有太多的好处，得不偿失，不如继续和亲政策。
汉代实行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僚制度，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拥有监察百官的权力，是朝廷最有话语权的官员之一。而大行令属于九卿之一，比御史大夫地位低，但他的职责是管理归附朝廷的外国人，匈奴事务与他负责的领域直接相关。一个是三公，一个是直管官员，两者的话语分量不相上下，也不难看出武帝时期朝廷内部对匈奴态度的分歧之大。
这一次，御史大夫韩安国的意见占了上风，武帝许诺与匈奴和亲。汉匈和平又维持了一年。到了第二年春天，一位生活在马邑，叫作聂壹的沃尓沃求见大行令王恢。他认为，匈奴刚刚和亲，对汉朝警惕性降低，此时恰是攻击匈奴的最佳时机。聂壹的话与王恢的观点不谋而合。他把聂壹的意见上呈汉武帝，于是宫廷里又展开了一次讨论。武帝首先给此次的讨论定了调。他说，朝廷不仅与匈奴和亲，还赠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但匈奴态度傲慢，屡屡犯边，有人建议使用武力教训他们，请大家讨论可否。
主要的争论仍然在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大行令王恢之间进行。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汉书》列出了双方争论的三个回合，直到王恢第四次发言后，皇帝才拍板决定使用武力。根据聂壹的计谋，他本人偷偷逃到匈奴军臣单于处，获得信任后，向单于建议：他有把握砍下马邑令守的人头，将匈奴放入城中，夺取城池。单于轻信了聂壹的话，把他放回马邑。聂壹将一名死囚的人头砍下来，挂在城外，匈奴的使者误以为这就是马邑令守的人头，回去禀告单于可以进军了。单于亲自率领十万骑兵前往马邑。
与此同时，汉朝派遣了三十万汉军（《史记》记载是二十多万，并任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这四位将军由御史大夫韩安国统领。汉军人马都埋伏在马邑周边的谷地里，一旦单于到来，就由王恢、李息、李广等人击其辎重，其余人马与其大部队作战。如果军事行动成功的话，可以全歼匈奴单于所带来的十万骑兵，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使其丧失与汉朝对抗的能力。
然而，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匈奴单于在进军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好的兆头。首先，匈奴进攻马邑并无长期占领的打算，而是以劫掠为主。在进军的路上，距离马邑还有上百里，匈奴已经开始了劫掠。他们发现，虽然路上有不少的牛羊可以抢劫，但是连一个牧人都没有碰到。
这时他们正好经过一个烽燧，单于临时下令占领这个烽燧。此时，有一个武州的小官恰好在这个烽燧上，他被匈奴抓住，供出了汉军的计策。单于大呼上当，引军撤退。埋伏的汉军得到匈奴撤退的消息，连忙追了上来，但由于距离遥远，没有追上，只得撤离。唯一有机会和敌人接触的是大行令王恢的部队。他率领三万人马负责拦截匈奴辎重。
就在他率军杀向敌人的辎重部队时，却得到消息：匈奴主力已经回撤，要和辎重部队会合了。经过再三考虑，他认为三万人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于是率军撤退了。这次战役以匈奴的撤退和汉军的无功而返告终。由于动用了三十万军队，消耗了大量的粮草，汉武帝大怒，要惩罚当初坚决主战的王恢。他认定王恢临阵退缩。
与其他将军追不上敌人不同，王恢是可以赶上并攻击敌人的辎重部队的，然而他却选择了退军。在军法上，擅自撤退是斩首之罪。王恢则辩解说，他的人马太少，无法与匈奴主力抗衡，他的撤退保全了汉军的三万人马。不过，暗地里他却贿赂时任丞相的武安侯田鼢，希望田鼢为他说句好话。
田鼢本人不敢对皇帝明言，就找太后去说情：反对匈奴最坚决的人是王恢，杀了他就等于是替匈奴出了气。但武帝不为所动，坚持认为王恢的临阵退缩让汉军失去了获胜的可能。出于面子考虑，汉军急需的是一场胜利，哪怕只是对辎重部队的小胜，也比什么都没捞到要好得多。整个事件以王恢自杀而告终，马邑之役落幕。
既然战役过程平淡无奇，而且由于错失时机，对敌人没有产生任何杀伤，那为什么还说这次战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原因在于，这一场小小的战役改变了汉匈关系，进而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可以说，我们至今还在接受那次战役结果的影响。
一、这次战役彻底破坏了汉匈的信任关系，双方从和平跌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此后，匈奴再也不相信汉朝，不指望和平，双方对抗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愈演愈烈，恶战连绵不绝，想停都停不下来。除匈奴这样人口少的民族最后由于战争消耗大、内部产生分裂而终于分崩离析民族消亡以外，汉族发展也大受影响。后来的历代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差不多都是依照这样的处理方式，战多和少，将军得名、百姓遭殃，皇帝老儿一家也没捞到什么好处，不少王朝由于敌不过民族的凶猛而被灭，最终导致汉族人民生灵涂炭，历史一次次倒退，陷入前进的谷底。
二、这场战役创造了一套国家垄断和干预经济发展的制度。历年的汉匈战争，使得人口众多的汉帝国财政濒临崩溃，为应付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汉武帝不得不放弃初期宽松的财政税收制度，另辟财源，创建起一整套国家垄断、国家干预经济的制度，这套财政制度延续了两千年，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三、这场战役改变了汉朝乃至以后的官僚制度，使小政府最终变成什么都要管的大政府。汉初时期，汉朝统治者逐渐摸索出一套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官僚制度。这套制度非常简洁，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不过多地干扰民间经济发展。这套制度在中央是三公九卿制，地方上采取郡县两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只经过郡和县两个级别，所需官员的数量并不多。据司马迁估计，养活中央官吏，每年所需的粮食不过几十万石。按当时的粮食生产水平计算，只用八百分之一的土地就可以养活整个官僚系统。到武帝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机构已经臃肿不堪，政府官员构成发生变化，权力不断分散到各个层级的大小官吏手中，这些官员都要靠政府供养。后来，政府每年通过黄河运入的四百万石粮食仍然不够官僚系统的挥霍。
四、这场战役发展了买官卖官制度，为后来的官僚体系腐败提供了历史参照和依据。汉武帝并不是汉代卖官的创始人，早在文帝时期，就曾采纳晁错之意见，沿用秦代制定的爵位制：如果有人向边关输送六百石粮食，就给以上造的爵位；如果送四千石，就拜爵五大夫；送一万二千石，爵位为大庶长。
但当时的功爵位只是一个于荣誉称号，与当官并不是一回事。拥有高等爵位的人虽然具有免赋免役的特权，但是仍然需要缴纳土地税。汉武帝时，武功爵除了可以免赋免役之外，还可以免罪、担任吏。到最需要钱的时候，许多人先购买爵位，之后进入仕途，大的封侯，小的当郎官。由于当吏的人太杂，又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到最后，随着这些人进入官场，帝国的官僚系统也败坏了。
马邑之战虽未成功，但却使汉朝结束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奉行的屈辱的“和亲”政策，同时也拉开了汉匈大规模战争的序幕。汉武帝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