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乐府运动由唐代诗人白居易、元稹、张籍、李绅等所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强调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高考学习方法，不为文而作。
新乐府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并为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
新乐府诗试图在诗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现实弊端，然而此类型的创作不免会触动到权贵人士，因此在风气的推展上并不顺利。元和十年，白居易遭谤被贬，远谪江州，新乐府运动也因之受挫。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自度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4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
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
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之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病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2月，元稹为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
在此前，元年5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
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喻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之后，元稹、张籍、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
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像白居易那样大胆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80余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
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新乐府运动影响很大，在各位作家还在世的时候，就已成为时代风尚。
长安少年都仿效元、白两人的诗体，自称为元白体诗。1020年间，官署、寺观、驿站墙壁之上，无不题元白诗，王公、妾妇、牧童、走卒之口无不吟元白诗，至于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贩卖，或用来交换茶、酒，处处都有。元稹本人曾在浙江绍兴山市看到乡村学童学诗，便问他们学的什么，学生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白居易也看到，自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着他的诗句，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吟咏他的诗句。
新乐府运动取得了不可轻视的成功。甚至，在嵯峨天皇时代，白居易的诗已东渡日本，成为士庶模仿和追随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