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9月，袁世凯带领当时百官到北京城孔庙祭祀孔子，过了三个月，袁世凯穿戴古礼服到天坛祭天。祭孔和祭天为袁世凯复辟登基做好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准备。1915年底，袁世凯宣布第二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1916年开初登基为帝。
1913年美国人古德诺以总统府聘请的宪法顾问的身份来华，1913年至1915年为民国政府初期的宪法建设尽力。古德诺比较共和制度与君主制度，完成一份“备忘录”，就是后世所称的《共和与君主论》，为袁世凯复辟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古德诺作为外籍客卿，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浪潮。但是促使袁世凯在内心底真正接受复辟帝制想法的，非其好友，留学日本的杨度莫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杨度可以说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师”。
杨度出生于诞生过伟人的湘潭，先祖时代为农，自祖父当兵发迹。21岁拜王闿运为师，王闿运拥有类似战国时纵横术士的情怀，经常向杨度灌输帝王术。杨度后来东渡留学日本，浸淫于西学之中，依然无法摆脱内心深底的帝王师情怀。1903年秋，杨度与维新派领袖梁启超相遇于日本横滨。同年10月，杨度读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后深受启发，作文发表于梁启超《新民丛报》，内里写道“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从此，杨梁二人建立了生死与共的感情。
1905年，清政府假意立宪以缓解汹涌民意，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可笑的是，考察团诸人考察后仍然对于立宪云里雾里，考察完毕后无法撰写考察报告。当时考察团随员认识梁启超与杨度，竟然请当时仍为清廷通缉犯的梁启超及留学生杨度撰写考察报告。第二年，清廷立宪以开皇族内阁，杨度多方呼吁，以推立宪。1908年春，杨度受到袁世凯推荐，在颐和园开讲立宪。
从此，杨度与袁世凯建立深厚的友情，成为袁世凯的心腹谋士，一步步接近他的帝师梦想。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递《君宪救国论》，内文写道：“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认为非帝制无以救中国，非帝制无以立宪。同时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深得袁世凯宠信，称他为“旷代逸才”。1916年6月，袁世凯在忧惧中去世，死前大喊“杨度误我!”。杨度写下挽联：“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1978年，曾经在周总理身旁从事过情报工作的王冶秋《人民日报》撰文写道：
当年力劝袁世凯称帝的杨度，加入了共产党，周总理是介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