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用人失误以及马谡的狂妄自大导致街亭失守，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可事实却并不这么简单。因为诸葛亮在蜀汉危急存亡之际再度兴师北伐，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街亭的重要性，出师在即就告诫将帅们说：“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再者，马谡向诸葛亮主动请缨、自立军令状后，诸葛亮恐有差失，当即派遣平素遇事谨慎的大将王平相助，寻思再三又吩咐高翔、魏延等上将在各处布防接应，最后直到他本人亲统大军，由斜谷径取郿城方才放心，安排部署可谓万无一失。
至于马谡这位满腹谋略的参军也并非无能之辈，因屡出奇策（离间魏主与司马懿的关系、平定南蛮七擒孟获、兵出祁山等），被诸葛亮视为得力参谋；况且“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战术上灵活地作一些调整，理固宜然。可是街亭最终失守，酿成千古憾事。
熟读《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诸葛亮神机妙算，每行计谋没有不应验的，可偏偏在天下形势发生逆转，蜀汉处于革灭殆尽之际，出了这等闪失，其中的原委在哪儿？ 这到底应归罪于谁？
事实上，失街亭的过失虽然一定程度上与人为因素有关，但更多的应归咎于天意。众所周知，当马谡主动请求镇守街亭时，诸葛亮却不无疑虑地说“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恐汝不能敌之”。随后战略上又通盘部署格外谨慎。我们不难发现，诸葛亮这一反常态的疑虑和谨慎的确煞费心机，与他往日从容应对局势相比未免有点“小题大作”之嫌。读文至此，自然给读者一种心理暗示——街亭必然失守。
《三国演义》本着“七虚三实”的创作原则，一方面尽力展示人物鲜活的个性，另一方面又不能与三分归晋的史实相抵触，当故事发展到即将与历史的真实相悖离时，小说家就借助神灵或天意的力量，使之合乎情理，让人信服。因此，小说家让英雄人物演绎这部庞大的历史剧目时，先凭借诸葛亮天赋神奇的魔力提升蜀汉国力，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又秉承“天不灭曹”的意旨，使蜀汉日渐衰弱以致消亡。
在《三国演义》里，类似这样天意成就人事，抑或天意违背人愿等情节比比皆是，它既顺乎天理，又依合人情，使故事生动离奇、真切感人，从而将小说的文学性与历史性高度融合，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小说开篇“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一回，“太平道人”张角受三卷神书，即晓夜攻习能呼风唤雨，自然为整部作品罩上了一层浓重神秘的浪漫主义色彩。第49回“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是诸葛亮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笔。诸葛亮凭自己“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最终感动天神而呼风唤雨，这本身就是上天惠及蜀汉的恩泽，岂人力能及？第50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一节，更融注了某些巧合的因子。诸葛亮事先就预知曹操必败走华容，也料定关羽镇守华容会义气用事，以致纵虎归山酿成后患，可他还是在关羽立了军令状后让他领命而去。当时在旁的刘备不无疑虑地说：“吾弟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容道去时，只恐端的放了。”诸葛亮却答道：“亮夜观乾象，操贼末合身亡。留此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第103回“上方谷司马受困，五丈原诸葛禳星”写道：“孔明在山上见魏延诱司马懿入谷，一重时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为司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雨大降，火不能着，哨马报说司马父子俱逃去了。孔明叹曰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蜀汉智穷力竭之际，诸葛亮即便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这正应了后人所评说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这句话啊！
诸如此类的事例告诉我们，在《三国演义》这部史传性文学巨著里，天意最合理的因素就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超脱历史又回归历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本色在小说中处处得以彰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作家世界观和创作风格的体现。小说情节虚实相生、
摇曳生姿，人力不济，神灵佐之；故事失真，天意合之，从而以大胆的想像，恢宏的气势，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悲歌。
故此，街亭失守，并非人为，实为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