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是全国的通用语，现代的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我们在自己家里可以说本地的方言，出门在外，或是在某些正式场合下，就要讲“京腔”了。在古代当然也有普通话。试想一下，一个人被派到外地去做官，如果他连与民众的基本交流都达不到，还谈什么去治理好它。而皇帝上朝时，自然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臣奏事，俗话说十里不同音，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语言差异是很大的。所以，必须要有一种双方都能掌握和理解的通行语言，那就是当时的普通话。 上古的普通话叫做“雅言”，唐代孔颖达在《正文》中解释说：“雅言，正言也”，雅有雅正，典雅之义，雅言就是比较正式和规范的语言。像孔子是鲁国人，他的三千弟子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论语·述而》篇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推崇周礼的，即便是身在鲁国，在教授弟子时，也一定要讲普通话。 如果说普通话都是以首都所在地的语音为标准，在南朝的情况却有些特殊。从东晋到宋、齐、梁、陈都是定都建康，亦即今天的南京。但上流士族所使用的“雅言”，却不是南京地区的方言。不仅如此，一般高门大姓，反而以讲当地话，也就是所谓的“吴语”为耻，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把持着南朝政权的士族阶级，大多是自西晋永嘉之乱后从北方南渡来的侨寓户，像陈郡谢氏、琅邪王氏等，他们原本都是操北音的，为了保持自己家门的高贵，自然不屑于屈从南方庶族的语言。而南方本土的士族，权势又多不及这些侨姓高门，久而久之，反被他们所同化。《宋书·顾琛传》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琛，吴音不变。”只因这几人始终坚持操南方话，就要在史书里记一笔，至于其他的江南士族，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那么南朝的普通话又是什么呢？前面说过，在南朝最有势力的士族多是自西晋政权中南渡的侨姓，而西晋的首都在洛阳，人虽入南，而乡音无改，所以当时普通话仍是以洛阳地区的语音为基准的。能说普通话，亦即一口流利的洛阳话，在南朝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最受人推崇的地道发音，要算洛阳太学生的诵读之声，也就是所谓的“洛生咏”。南方的语音原本轻浅，北方语音则较重浊，南方人想要效仿“洛生咏”，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晋书·谢安传》记载说谢安擅长于洛生咏，因为“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学之”。为了能说好普通话，大家都捏着鼻子发音，现在看来是非常可笑的。顾恺之就曾将这种洛生咏讽刺为“老婢声”，或许因为实在模拟不出，而心存不屑吧。
如果坚持讲方言，或是普通话学得不好，说话带方音，就会受到那些士族名流的鄙视，即便是王室亦难免于此。宋武帝刘裕出身本非贵显，《宋书》里面说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刘氏家族一直居于南方，都没有学会说普通话，自然无法和风雅名士们交往了。六朝往往“楚”、“夏”对举，像《魏书·江式传》云：“音读楚、夏，时有不同”。“夏”是正统之义，“楚”就是非雅正的。刘裕的弟弟刘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这里的“楚”，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土。看来在那个贵族的时代，寒门武将即便是夺取了政权，但想要跻身上流，还得先过过语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