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陶是汉代名士，在《后汉书》中单独有传，在清流人士中拥有崇高的名望。刘陶出名，有几大优势。首先是血统高贵，是济北王之后，虽然到了刘陶这一代已经沦落，但毕竟有史可考，那是正统皇族，不像刘备，八竿子才打着。刘陶本人也极具个性。在任何一个朝代，趋名趋利都是永恒的时代潮流，可是刘陶却能够背对繁华，“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在选择同道的时候，只要是志趣不合，就算是你高官豪门那绝不攀附；一旦情趣相同，就算是贫贱之徒也平等相交。可是，这种非主流的择友标准，生活方式，时人并不理解，在众多亲友当中，“同宗刘恺，以雅德知名，独深器陶”。唯独有刘恺器重刘陶。这个“独”字，写的寂寞。
刘陶是一个标准的学者，有许多专著传世，比如《中文尚书》对传统儒家名著的解释独步天下，同时又对先秦诸子有着不同常人的理解，如《匡老子》、《反韩非》、《复孟轲》等等，还写了各种文字一共十多万字，一百来篇，在古代学人当中，可说是多产了。
学者刘陶和那些光说不练，虚有其表的书生不同。刘陶有报国之心，也有报国之才。在他担任顺阳县长的时候，就体现了他精明强干的一面，治民治军那都是一把好手。
当时的顺阳县黑社会横行，有许多不法分子勾结朝廷官差，横行乡里。前几任县长都被治安问题给搞怕了，搞走了。刘陶治理顺阳却很有一套。第一步，刘陶先贴出公文，招募一些能打能跑有力气有武功的人，就算是有前科，犯了死罪的，也一样不计前嫌，予以录用。于是，许多原来的黑社会分子都看到了曙光，前来投靠刘陶。刘陶招募到了当地最有名的十来个黑帮头目，实施第二步。刘陶先是公开斥责他们犯下的过错，同时宣布，以前不再追究，但是要看之后的表现，要用功劳来抵偿当初的罪恶。然后命令这十来个头目各自回到乡里，把各自手下的古惑仔们全部召集起来，得到了几百名打手。第三步，刘陶让这些社会治安中的不稳定分子去纠察其他的不稳定人士，以暴制暴。于是调查案件，阐发奸佞，犹如有神明相助一样。其实不是有神明，完全是刘陶谋略得当，用人有方。很快，混乱的顺阳县就太平了起来。可惜，不久之后刘陶生病了，只能告病会乡，老百姓难舍难分，写下歌谣歌颂刘陶：“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确实，像刘陶这样能够放下身段，甚至耍弄一些手段，来打击黑恶势力的君子很少。
对于混迹官场的大多数官僚，老百姓都很痛恨。官僚们在从政的时候，眼光就知道盯在所谓利益上，为了集团的利益，更为了自己的利益，狗咬狗，一嘴毛。对于书生，人们有些敬意却也不乏嘲讽。对于一些不惜以生命来捍卫道统（真理）的书生，老百姓还是很尊敬的。可是，在尊敬的同时，世人也嘲讽书生的迂腐，不合时宜的为政主张，过于苛刻的生活态度等等。而在史家笔下，对这些所谓的名士评价都比较高，不过，单从书生从政的实际效果看，确实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让很多史家和正人君子们汗颜。
就算是不被众人理解，刘陶依然坚持自己的行事标准，坚持自己的为政主张，以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即“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刘陶年轻是在洛阳太学读书，本来，年青人专心求学，等待时机，正常出仕就好。可刘陶是个眼睛里揉不了沙子的人，看到当时大将军梁冀倚仗自己有太后撑腰，在朝中独断专行，而汉桓帝称帝多年，却竟然无子，天下多个地方连年灾荒，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刘陶忍受不了，于是慷慨上书，抨击国政。
毛泽东青年时期曾经写过一首词《沁园春·长沙》，其中有个名句，叫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词句很是慷慨，可是指点的时候是痛快，可却会遭到被指点的粪土们的疯狂反扑。毛泽东自己也不是到后来才意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空有书生意气是远远不够的。而刘陶的上书，不但是批评了了那些粪土级别的万户侯，更是把锋芒直接指向了万万人之上的皇帝。
在奏折中，刘陶首先高度赞扬汉高祖刘邦，能够从布衣起事，成就大业，在称帝之后依然勤政爱民。然后痛批汉桓帝，“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雕敞诸夏，虐流远近，故天降众异，以戒陛下”。汉桓帝不但不能继承先辈帝王的丰功伟业，而且连最基本的勤政都做得很差，并且把至高无上的王权，交托给外戚势力（梁冀），导致奸佞当道，百姓流离。正因为汉桓帝失德，上天才降下灾异，警告皇帝，警告世人。可是刘陶说，你汉桓帝不但不知道醒悟，反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乐，导致天下混乱，官员残暴不仁，百姓冤死者众多。然后，刘陶非常恳切的希望汉桓帝能够吸取暴秦灭亡的教训，明白汉哀帝、汉平帝宠幸外戚导致国家混乱的恶果，重用贤臣李膺等人，“摧破奸党，扫清万里”。
可是，奏折呈上之后，毫无回应。汉桓帝既没有同意刘陶的主张，也没有把刘陶抓起来治罪，而是束之高阁，悬而不问。
汉桓帝为政多年，虽然平庸，却还知道善恶。刘陶在奏折中抨击汉桓帝重用梁冀，本是事实。可是刘陶光从大义角度考虑，却没有从汉桓帝自身的角度考虑。在汉桓帝看来，自己的皇位之所以还算巩固，那就是有大将军梁冀等人力挺。包括后来的汉灵帝宠信十常侍等宦官势力，一样是皇帝们考虑到借助外戚、宦官的势力，可以打击异己，更好的巩固自身的地位。
刘陶光从国家，从大义角度看待问题，提出建议，也就难怪汉桓帝会不受理了。没有治刘陶的罪，已经是汉桓帝爱惜人才，体谅刘陶报国之心了。一个人，如果希望对方能够接受自己的建议，首先就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在对方和己方之间追求最大的双赢。如果刘陶能够在汉桓帝巩固皇权和汉朝百姓的富足安康之间找到一条更为有利的双赢之路，汉桓帝未必不会听从。
后来，有人上书朝廷，说现在老百姓贫困的根本原因，是钱的面值太小，提倡铸造大钱。汉桓帝把这件事情下到朝廷公卿讨论，刘陶上书，阻止铸造大钱。刘陶认为，天下百姓的贫困，关键不在于钱的面值，而在于朝廷没有推行善政。只要朝廷推行善政，听从百姓的呼声，自然就可以百姓富足。汉桓帝一看有理，也就听从了刘陶的建议。不过，刘陶的建议看起来光鲜，其实空有口号，很难落实，于是汉朝的经济依然混乱，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