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平六年（189年）四月，汉灵帝病故，汉少帝立，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何太后异母兄）等人，与十常侍一伙的宦官势力，冲突骤起，何进召四镇外兵进驻京畿，以为外援。八月，何进被宦官张让等谋杀，部将吴匡怀疑其弟何苗与宦官通谋也被杀，宫中大乱。
并州牧董卓是四镇之一，借混乱之机，进入洛阳，当时他只带三千步骑军，为了显示武力，每隔几日，将兵马夜出昼进，扬言凉州军复至，借以虚张声势迷惑世人。为了扩充军队，董卓并吞何进、何苗的部曲（私人组成的军兵），接着，收买丁原部将吕布，《三国演义》说，丁原是以荆州刺史入朝就事，史实是，丁原也是四镇之一，自并州被召入京，擢升为执金吾，负责维护京城的治安，吕布袭杀丁原，董卓再并吞丁原所部。由于董卓兵势的崛起，其后带来的灾难，历史也为之扭曲。
当时，因久旱不雨，司空刘弘被罢免，由董卓取代。随后，董卓强制征召蔡邕入朝，蔡邕名重当时，博学多才，董卓对他敬重有加，初为祭酒（主管教育事务官员），借以考核，第一天擢升侍御史；第二天再升治书御史；第三天跃升尚书，三日之内，历任三台（尚书、御史、谒者三台，是官阶的标志，蔡邕未经主管外交的谒者台，只历两台），成为历史上直线升迁的记录。
九月，董卓挟迫公卿，以少帝刘辩“天姿轻佻，威仪不恪”，而陈留王刘协，“规矩邈然，有尧图之表，言不及邪，有周成之懿。”等为理由，废少帝刘辩，立九岁的刘协为帝。此时的董卓，已自为太尉、前将军、郿侯。随后，毒杀刘辩生母何太后。
接着，董卓带头平反冤狱，《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卓乃与司徒（三公之一）黄琬、司空（三公之一）杨彪，俱带鈇锧，（鈇锧——是古代行腰斩刑时所用工具，表示董卓不懼死上诉，一种形式而已。）诣阙上书，追里陈蕃、窦武及诸党人，以从人望。于是悉复蕃等爵位，擢用子孙。”陈蕃在汉灵帝时官至太傅，窦武是大将军，只因他们痛恨宦官干政，密谋诛杀时，消息泄漏，陈蕃被害狱中，窦武在围攻中自杀。董卓冲击桎梏，在当时颇有震动。
十月，会葬何太后时，董卓乘机盗取汉灵帝陵墓的珍宝。
十一月，董卓又自为相国，据武库、拥强兵，大权在握。在宫中奸乱公主，妻略宫人；对公卿虐刑滥罚，睚眦必死人人自危；当时洛阳城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殷实，董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掳资物。”诸类事件，应是此时集中的史笔。
十二月，董卓采纳尚书（主管政令，对皇帝负责的官员）周泌、城门校尉（主管城门事务官员）伍琼的建议，由周泌、伍琼、尚书郑泰、长史（幕僚级官员）何颙等，组成一个专门机构，淘汰不称职官吏，擢用贤能士俊，如征召荀爽、陈纪、韩融、申屠蟠，他们不同程度遭受党锢之害。陈、韩二人擢升至太扑（九卿之一，主管畜牧事务官员），申屠不仕，其中的荀爽，已流落江湖十多年，被董卓征召勉强出任，初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相（派驻诸侯国的监察官），行至苑陵（今安徽宣州）为光禄勋（九卿之一，主管宫殿警卫官员），视事三日拜为司空，九十五日位至三公。
随后，任命一批州郡首席官员：韩馥为冀州（治所今河北临漳县）刺史、刘岱为兖州（治所今河南陈留）刺史、孔伷为豫州（治所今河南禹州）刺史、张咨为南阳（治所今河南南阳）太守、张邈为陈留（治所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等等。而董卓原来所属，却不处显职。
初平元年（190年）正月，由于董卓的倒行逆施，山东（太行山以东）十二路诸侯，以极大地愤慨首先发难，他们以“祸加至尊，虐流百姓”为号召，拥立袁绍为盟主，组成数十万大军，讨伐董卓。从此引燃的战火烽烟，绵延近百年。
其中，被董卓的擢用的这些群士，有的甚至刚刚到任，就成为讨董的参与者，而周泌、伍琼也愿为内应，董卓愤怒之下，认为是周、伍在出卖自己，并诛杀二人。董卓自进京之日，前后仅四个多月，短短地时间，他一面跋扈朝野，一面又擢用士俊，正如一把双刃剑，两刃并用的结果，不仅不能自圆其果，反酿成大乱的作俑者。
第一，强权之下别有图谋，董卓强制易君位，冒天下之大不韪，据《董卓列传》所载，“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他以为，刘协比刘辩有见识，又能与已故的太皇太后攀成“皇亲”，无论表面或私下，就可与新君拉近距离，从而引出的焦点，明显有左右皇帝的目的。废立之后，董卓在朝中横扫一切，本来是热点的何太后，曾经是宦官的靠山，更是首当其冲，打入冷宫后即被毒杀，其母舞阳君也惨遭杀戮，弃尸苑中；就连已死的何苗（何太后同母兄），也被破棺肢解。为了树威，不惜草菅人命，侍御史（仅低于御史的官员）扰拢宗因事求见董卓，没有解下佩剑，即被打死！朝臣如此，可见其余。为了助涨部下的嚣张气焰，又将野蛮的风暴刮向民间，纵容军兵劫夺财物、淫略妇女等等，在社会上，留下了不灭的灾难。可见董卓进京的初始，就是以专横残忍留下记忆。
另外，当初董卓在京扩张兵力时，正遇鲍信招兵回京，《三国志·董卓传》记有，鲍信对袁绍说，“卓拥强兵，有异志，今不早图，将为所制……”由于袁绍的畏惧，鲍信离京出走。同传《魏书》载，董卓在一次与宾客说话中，曾说“我相，贵无上也。”早时鲍信预见，此刻董卓所言，综合他的前前后后，不难看出，董卓推行强权的背后，有着预谋篡夺的迹象，只不过在短促的时间中，时机尚不成熟。
第二，擢用群士试图扩大影响，《三国演义》中，为了暴露董卓的本性，他的招贤，只有在第四回，提到过蔡邕，还是一带而过。据《董卓列传》记载，“卓素闻天下同疾阉官诛杀忠良，及其在事，虽行无道，而犹忍性矫情，擢用群士。”
董卓以戍守西陲知名，仅是边鄙一武夫，此刻以外藩自据中央，号召的力度有限，所以才有殊遇蔡邕一节，借以扩大影响。董卓进京，是继何进反宦官的余波，所以他才有“忍性矫情，擢用群士”的举动。在平反冤狱、擢用群士上，不用自己故旧，表现一种激进，不能排除他有一定的认真性，借以博得士人的支持。自桓、灵以来，宦官被皇帝崇信，封侯干政又侵吞乡里，不断被士林所抨击，宦官起而报复，导致历史上的“党锢之祸”，士人被禁锢，报国无门。而今宦官势力被根除，这为士人重返政坛，带来了契机，董卓适应潮流，此措施确有影响力，也是联络士人，赢得声誉的好时机。
如果说董卓擢用士俊，是为了整肃混乱，重塑朝纲，就应该以身作则，凝聚成号召力，如果是相反，这种“认真性”，就必将大打折扣！事实上，董卓强权在前、横暴在后，与士人期望格格不入。无情的现实，士人终于看清了，他们的初衷被扭曲、他们的夙愿被捉弄，失望之余，感到更多的是对董卓的愤怒，所以这些士人，最终才走到了他的对立面。
还有，就在董卓擢用群士开始，有人拒绝征召，有人是逃避不及，勉强而来，预示着他带来不是治而是乱。事实上自开始，董卓所为与士人期待，就是不解的矛盾，董卓不虑于此，是他本性所决定！事后不加反思，反而迁怒与人，更暴露他的愚昧！董卓的智商如此，至此，这场颇有声势的平反与擢用，到头来，只能是一场闹剧而已。
董卓亮出的双刃剑，最终引出的是，兵戈四起又遭士人吐弃。可是，董卓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在凶残的道路上愈演愈烈，终于成为，“自书契以来，殆未知有也”的结果。当初，董卓得意之时，曹操曾说“卓终必覆败”。三年后，董卓暴尸街头，自食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