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9年,曹魏政权进入又一个政治周期,到嘉平元年(249年)结束,恰好十年。在权力的博弈与洗牌中,有个女人也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她就是曹睿临死前册立的皇后郭氏,史称明元皇后。
在历史评价体系中,郭氏的花瓶指数,几乎直追汉昭帝的那位上官氏,理由也充分,十年间,除了被软禁,没她什么事儿,而后仅剩下一个太后名头,谁都可以拿来用,不是花瓶是什么?然则实际情形又怎样呢?
史料虽无明确记载,蛛丝马迹倒是不少。
先是,“爽以宣王(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随后,“台中三狗”何晏、邓飏、丁谧做了尚书,权力要津悉数被曹爽党羽掌控,“诸事希复由宣王,宣王遂称疾避爽。”司马懿被完全架空。《三国志》描绘的这种政治生态,看似无关郭氏,其实大有关联。官员任命,需要履行一定程序,曹爽个人说了不算,至少司马懿在位时,曹爽不敢任性,这就跟选举一样,得大家商量着办,少数服从多数。当两个托孤重臣意见对立时,裁决权归于太后。
联系起来看,如果没有郭氏的支持,曹爽恐怕玩不过司马懿。也就是说,曹爽的前期表现,可能骗取了郭氏的信任,她的关键一票,导致司马懿不得不妥协,否则很难理解老奸巨猾的司马懿怎么就成了软柿子。
正始八年(247),郭氏被监视居住。《晋书》:“是时,曹爽专政,迁太后于永宁宫,太后与帝相泣而别。”什么原因?《资治通鉴》的答案是“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
以上足以说明郭氏并非政治花瓶。
作为小皇帝曹芳的看护人、当朝太后,她的常规套路是尽可能地掌好舵,调和各方势力,以保证“君臣佐使”发挥相应作用,不应该成为花瓶。那么问题来了,郭氏是如何沦为花瓶的?有无不为人知的缘故?
我个人以为,不能不提及某种隐痛。囿于情感和道义,她需要回报曹睿,站队曹氏宗室,以确保曹魏政权在法统上不至偏离走向;然而在立场上,得咎曹爽阵营,亦非无风起浪,从后来的两次废立来看,她似乎更倾向于司马氏,起码内心默认。分析其中原因,显然不止一条线出了故障,而是蜘蛛网垮掉了一角,出身属性、经历体验以及对现实的失望,都可能影响了她的立场。
郭氏,“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西平郭家的杰出人物,《魏略》里记载了郭宪、郭芝等,郭宪曾因庇护韩遂,曹操不念其恶,反而“叹其志义”,赐爵关内侯,“由是名震陇右”。
就出身而言,她与司马氏“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更为接近,当时称为门阀士族,与曹氏的寒族出身存在先天对立。
黄初中的那次反叛,谁引发的?《三国志魏书》载:“西平麴演叛,称护羌校尉。”这个麴演正是割了韩遂脑袋去曹操那儿邀功的人之一,曹丕派名将苏则讨伐之,事儿做得不彻底,随即又发生更大规模的叛乱,直接导致了郭氏的流离入宫。追根溯源,曹氏抑制士族势力,以至兵连祸结。
情感与立场的相悖,是郭氏最大的隐痛。
正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弃哪一个都肉疼,疗伤的有效办法,唯剩下自我催眠。当然,她这也是自找的,政治博弈焉能面面俱到?火中取栗赌一把,固然天真,放弃制衡意识,导致臣僚撕裂、政局不稳,就不啻是不智了。
公元249年春正月甲午,司马懿发动兵变,“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曹爽及诸兄弟和一干党羽,皆伏诛,夷三族,一时血流成河。这一次郭氏没有任何意见,她也无从发表意见,即日起,她注定将沦为花瓶,没有选择,如同小清新的绝对纯洁终将回归残酷现实一样,不可承受之重。
有趣的是,郭氏这只花瓶,不足为后人示范,后来却价值连城。司马师打算废黜曹芳,需要请示她;司马昭追废遇弑的曹髦,要借她的名义;就连毌丘俭、文钦举兵淮南,钟会在蜀地反叛,都要打着她的旗号。然而这些都是后话,起码在前十年里,不能说她是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