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1936)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著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历史如此重要，怎么个读法合适呢?与经世致用直接相关的，章太炎认为，“应注重制度、地域变迁的沿革，治乱之原因。阅之甚易，看一句即得一句之经验，非若治军须战略与操练并行也，故其成就亦易”。从他学问大家的眼中来看，读史籍比之读经书自然要显容易很多。但一般读者的程度终究有限，因而，他以为如果觉得史籍太繁琐，那么至少读《资治通鉴》是简而易行的。而《通鉴》之外的《通考》(《文献通考》，元马端临著)、《通典》(唐杜佑著)以及讲述历代地理沿革的《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著)也为他所重(但他认为《通典》古拙，可以不读)。他自己是深得益于这“三通”的，曾说：“余所持论不出《通典》、《通考》、《资治通鉴》诸书”，并举例说：“政治之学，非深明历史不可”，“历代知名将相，固有不读书者，近若曾(国
藩)、左(宗
棠)、胡(林翼)辈亦所谓名臣者矣，然其所得力，曾在《通鉴》、《通考》，左在《通考》，胡在《读史方舆纪要》而已，况程功之过于是者乎?”“三通”加起来500卷，按他说法，“一日看两卷，二百五十日可毕业”。真是直截明快，读书人本色，也发我们深省。不少领导干部以工作繁忙为由少读书，实则往往成为借口。
或者有人说，史学会不会太专门，上手不易?章太炎回答是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历史之学宜自修，不适于讲授”。因为史籍那么多，全凭讲授是远远不够的，即便讲一些《史学通论》、《史学研究法》之类，如果不去自己读，没有基础，也是白讲。所以是，史学的知识，学校中除了讲授必要的史学条例外，更多还是要靠自修得来。而且“史的文理易明，不像经的训诂难通”，“费三年之功，一部廿四史，即可看全”，所以他反复申明：“这一门，宜于自修，不宜于讲堂上讲解”。对于史学是否适合学校讲堂上的讲授，先不去议论，但他提倡的这种扎实读书的精神，尤其为我们指明读史是可以切实上手、靠自修得来，则仍然很有教益，也打消了我们心中潜藏的各种畏难情绪。当然，现在的情势，又远非太炎当日可比，读史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内容，且又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我们的读史以及对历史的认识，也因此要比前人更有长进才是。但他笃实的学人之风，始终值得我们景仰，这一点，恐怕是不会过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