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安，41年的婚姻一片荒漠，孤独地来孤独地去。对于鲁迅，也多次对友人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位于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不大的四合院，种有丁香树，北面是个两进的卧室，外面一间，大概八平方米左右，里面摆着张桌子，还有一张沿西墙放置的床，桌子上放着一个介绍性质的小纸片，上书：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房。朱安从1924年5月到去世，一直住在这里。
看朱安的照片，才知道她并不美丽。眼睛低低地望着，重重的眼皮，天生有一种旧式媳妇的恭顺相，高高的额头，扁扁的鼻子，宽厚的嘴唇，穿着一件深色元宝领的旧式棉袄，那上挺的领子把脸庞遮盖得更加逼仄尖薄。
小脚、没读过书的朱安是旧式中国的产物，留洋归来的鲁迅从最初，便是带着一种抗拒旧势力的情绪来对待她的，这样的不接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思，是不可改变的刻板印象，从头错到尾的那种。
其实放到现在看，朱安身上的谦良恭俭，正好是作为一名贤良的家庭主妇的绝好品质，最起码比起胡适那个动辄操刀的太太，朱安要柔和温婉得多。可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历史交汇处，朱安却只能是个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就好像那三寸的小脚，踏过旧时代的门，也如同过了气的时髦一样。
1906年夏，鲁迅从日本回到绍兴，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同乡的、大自己三岁的朱安结婚，婚后四天，鲁迅毅然东渡日本，朱安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娘娘(绍兴话，即婆婆，鲁迅的母亲鲁瑞)，独守空房，一等就是十三年。直到1919年冬天，她才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鲁迅三弟一家搬进了北京西直门的八道湾居住。
在八道湾，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也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书，也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一直抬不起头来，又或者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着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利成章地当上家，家庭财政的大权，便悄然旁落到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三年以后，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周氏兄弟失和，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基于担心流离失所的考虑，搬走之前，鲁迅曾询问过朱安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如果她愿意回去，他会按月给她寄钱。朱安婉转地拒绝了，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进了阜成门内的这个小四合院，这一年，朱安四十六岁，这个如今只有一棵丁香点缀的四合院，就是朱安后半生全部的天地。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厦门，同许广平女士结百年之好，后来长期居住在上海，这其中，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过北京两次。
这时候的朱安恐怕已经是彻底断了念想，以一种吃斋念佛遁入空门的心态度日，所谓生趣，也只能是照顾娘娘这件事上。大先生是新式的大先生，娘娘还是旧式的娘娘，有娘娘在，朱安便还会觉得自己是有点用处的。在那个略显阴沉的、青灰色的四合院里，两代旧式妇女相依为命。
1936年，鲁迅去世，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1943年，鲁瑞去世，临死前，鲁瑞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十五块钱，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恋无可恋的地步，只剩下糊口这个本能可供她操劳。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朱安忍痛将鲁瑞喂养了十几年的黄黑色大花猫，蒙了双眼，让佣媪带到崇文门外放走了。1944年唐弢造访朱安，看见她也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虽然有许广平的接济，在心底里，朱安依旧有着一种拿人家的手软的客气和怯怯，尽量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不给别人造成太大麻烦。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逝世前，她还将两块衣料送给许广平作纪念。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因为她的人生，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一生就只能钉在哪，无可奈何地孤独老去。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当时代的列车轰轰然朝前驶去的时候，我们站在车上，望着车尾那些渐渐远去的人影，不经意间，我们大概还能够望见朱安式的哀怨眼神，这眼神里，囊括了一代旧式妇女悲惨命运的写真。
朱安为鲁迅空守了41年，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也没给朱安留下有个自己孩子的希望。她是一个典型封建婚姻包办的牺牲品。朱安临终前，泪流满面地说：“希望死后葬到大先生之旁。”她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面对自己的情敌和情敌的孩子竟然毫无怨恨之意。
朱安的墓地设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她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69个春秋，孤独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漫漫岁月。在她的人生悲剧中，所有的人都没有过错，错的是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