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夜不闭户的和谐局面外，李世民最为后世推崇的，还有两桩事，便是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里所歌颂的“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民本精神。
“怨女三千出后宫”，事在武德九年(626年)。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载，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颁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这事儿言之凿凿，好像假不了，仔细一论，似乎又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大内的主人还是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李世民还不是大内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李渊才迁出大内，移居大安宫，李世民当月才开始在太极殿听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宫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宫人，太宗的行为不过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宫人来为自己收揽人心。
再说，放宫人出宫，亦非太宗首倡。汉文帝生前，就曾“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这是连孝惠帝的小老婆们都统令改嫁了。文帝死后，同样在遗诏中道：“归夫人以下至少使。”文帝的儿子景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汉平帝死后也有遗诏道：“出媵妾，皆归家得嫁。”(事见《汉书》卷四《文帝纪》、卷五《景帝纪》、卷十二《平帝纪》。)就连太宗皇帝的老子李渊，同样也有过“出宫女五百人”的所谓德政。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李世民纵囚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颂声一片。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欧阳修一样，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语见《读通鉴论》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
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