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项城市区往南行30公里，就是秣陵镇。
根据当地史志的记载，秣陵镇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为东西街道呈龙的形状，又被当地人俗称为“龙镇”。在南北朝时期，以今天的秣陵镇为中心设置了秣陵县。
尽管后来秣陵县被并入项城县，但在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项城县城迁到此地，历经明、清、民国等，前后500多年。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项城县城并不在今天的市区一带，而是在南部的秣陵镇。项城县的千年古县历史，秣陵的历史就占据了500多年。
从明代到民国，项城县城为何一直在秣陵镇一带，而新中国成立为何北迁?项城市博物馆副馆长高静茹女士说，这大概是由秣陵镇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秣陵镇在项城市的南部，处豫、鄂、皖三省要冲，交通便利。不过到了近代，秣陵镇的地理优势开始下降。
1953年，项城县城搬迁至北部的水寨镇。因为水寨镇地处沙颍河航道和运河交汇处，是交通便捷的水陆码头，而秣陵镇没有水上运输。在当时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很多县城都迁到了沙颍河边，主要还是为了发展经济。另外秣陵镇距离周口市区比较远，交通不便，所以最终将县城北迁。
县城搬走后很长一段时间，秣陵镇还被俗称为老城。1981年乡镇分设，建制恢复秣陵镇，同时也是老城乡政府所在地;1989年被河南省命名为首批“中州名镇”。
出身名门酷爱艺术
在秣陵镇小学院内，有一座灰瓦砖木建筑的两层小楼，坐北朝南。项城市博物馆馆长马海珍告诉记者，这就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的旧居。这座小楼面阔三间，进深三架梁，硬山灰瓦顶，东西长9.6米，宽5.4米，墙体厚60厘米，门窗檐下砖雕水波纹图案。小楼原是民国年间张伯驹家的一个中药铺，张伯驹曾在此闲居。
“我们已经组织人将原来存放在旧居内的一些杂物清出。”马海珍馆长说，张伯驹旧居的梁柱保存较好，但外部墙体有些破损，项城市文物部门正在搜集张伯驹旧居的资料，将来会按历史原貌进行修复。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秣陵镇阎楼村，张家在项城也是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张锦芳在家中排行老六，而他的五伯就是后来做到河南督军的张镇芳。张镇芳早年考中进士，进京为官，但遗憾的是膝下无子。按照传统规矩，如果一个人无子，其兄弟中有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于是，张伯驹被过继给了张镇芳，这也改变了张伯驹的人生轨迹。
1905年，张伯驹来到天津，正式认张镇芳为嗣父，从此开始了在天津、北京、上海的生活。
尽管当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新式学堂兴起，但张镇芳仍为儿子请来了旧式家塾先生。张伯驹从小就天资聪慧、记忆超群，《三字经》、《千字文》等过目不忘。9岁时，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美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将诸子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张镇芳。袁家子弟来到天津，这让张镇芳大喜，为了获得与袁世凯儿子亲近的机会，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进入新式学堂，与袁家子弟成了同学。后来，张伯驹与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等人并称“民国四公子”，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1914年，袁世凯为了培养私人势力，控制军队，创立以培养军官为目的的陆军混成模范团。他自己以总统身份亲任团长。模范团的军官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批毕业生中精选，士兵则精选忠诚可靠、身强力壮、当过正职军官、有过战争经验者。
在张镇芳的安排下，年仅16岁的张伯驹被破格进入模范团骑科。但张伯驹显然对军事、政治没有兴趣，连年的军阀混战、争权夺利，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让张伯驹心灰意冷，他不顾张镇芳的反对，退出军界，回到家中，把兴趣全部转移到读书、吟诗、听戏、收藏等文化艺术活动之中。
张伯驹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品文，一起吟诗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张镇芳死后，在母亲的劝说下，张伯驹勉强就任中国盐业银行董事长，但他仅仅挂名而已，很少过问银行的事。
张伯驹钟情于艺术，对生意丝毫不感兴趣，银行经理来请示事宜，他总是说“好好好，你看着办”来打发。坐拥如此多的财富，张伯驹生活却非常简朴，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
对生意毫不在意的张伯驹，对艺术、诗词、曲艺等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天赋，并逐渐被时人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所谓的“民国四公子”一说，最早流传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后来被京津上流社会认可。但究竟“四公子”是指的是哪四位?各种版本说法不一，流传最多的版本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张学良为当时军政要人，但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张伯驹与其他三位“公子”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
保护文物一生己任
张伯驹先生喜欢收藏、鉴赏文物，而且一生致力于保护文物。民国时期，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他收藏古字画不仅仅出于爱好，更是一种责任感，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又实践了这个诺言。
张伯驹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文物瑰宝视如生命，他虚心向专家请教鉴赏古董真伪的真谛，并不惜重金购买、收藏古代珍品字画。他从30岁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直至60岁止，前后长达30年。经他手收藏的书画名迹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和隋初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陆机的《平复帖》是我国现存于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早60多年。张伯驹先生以4万元大洋的价格将《平复帖》购买到手，从此便与此帖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让他人。日本文物商人愿出30万大洋的高价收买《平复帖》，被他厉声拒绝。张伯驹先生这种痴心保护国家文物，置个人生命于不顾的高风亮节，赢得了世人的赞誉。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毅然将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平复帖》等八件珍贵文物捐献给了国家。当时的文化部沈雁冰(即茅盾先生)部长亲笔为他签发了褒奖状。
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张伯驹还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此砚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有关批阅《红楼梦》脂砚斋的文物。
张伯驹先生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价值已高达亿元之巨，但张伯驹先生保护文物的那份赤子之情，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