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女婿，公主的老公，这样的骄人地位，足以让东晋朝的每一个人艳羡不已。但桓温的成功，靠的绝不仅仅是这个。皇帝女儿多，女婿也多，能成器的却并不多。如果皇帝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晋书》)，最多也就是皇宫内多豢养了一个庸才。给个官职，铁饭碗，吃穿不愁，落上一肚子好下水，但不会有什么作为。桓温靠的可是真功夫、真本事。灭成汉、三次北伐中原，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大事。桓温有着骄人的政绩，有着征战疆场的威风。可以说，桓温最后一手遮天的显赫的地位，是与他的赫赫战功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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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桓温能成为晋明帝的女婿，其实也不是偶然的。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毕竟不是谁都可以当皇帝的女婿不是?没点过人的本事，皇帝能瞧得上?而且当时的桓氏家族，地位并不像后来那么显赫。桓温的父亲桓彝，当时不过是个小小的宣城太守，实在是太普通了。桓温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相貌堂堂是其中一方面。他“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是个招女人喜欢的纯爷们类型，符合做驸马的外在条件。当然这不是主要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找个帅哥还不容易?更为重要的是，桓温自小“有奇骨”，当时左长史温峤称其为“真英物也”，断定他将来是个人才。后来一度为相的刘惔也曾赞叹桓温，说“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晋书》)。意思是当年的孙权和司马懿跟他比，都要略逊一筹。这样的人成为皇帝驸马，也在情理之中。
桓温在历史上是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有争议，不是因为他的驸马身份，也不是他卓著的武功建树，而是他被后世指摘有篡逆之心。在路卫兵看来，其实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证据也不是很充分。因为这些言论都是来自皇宫内部，是东晋当朝的那些人的思想，老百姓才不管你这事呢。即便到了老百姓说三道四的地步，那也是从朝里传递出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政治争斗的产物，自然有着不靠谱的一面。事实上，桓温在世时，并没有这方面的传言记载。只是当时桓温威振内外，简文帝“常惧废黜”(《资治通鉴》)，害怕被桓温给废了。篡位是自己当皇上，桓温有野心，有专权之意，这个我不否认，但和篡逆还离得很远。简文帝本来就是桓温废掉司马奕后立的傀儡，即便废了他，桓温也不一定会自己当皇帝。
直接在公开场合说桓温想谋反的，是权臣司马道子，不过他也是在桓温死后说的。一次宴席上，司马道子酒酣耳热之际，当着众人的面，对桓温的儿子桓玄说，“桓温晚途欲作贼，云何”?你爹死前想作乱犯上，是这么回事吗?这不过是一句醉话，并没有什么实际根据。况且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种假设。当时长史谢重就反驳司马道子，说“纷纭之议，宜裁之听览”。对那些猜疑的言论，您应该有所辨别。司马道子连说“侬知侬知”(《晋书》)。知道你还乱说!不知是何居心。
而司马道子说桓温要作乱，他也没好到哪去。孝武帝司马曜在位时(桓温在司马曜继位的第二年就死了)，司马道子与他“酣歌为务”，并“窃弄其权”。把人家司马曜架空了，自己专擅朝政，干的也是桓温曾经干过的事，他怎么不说自己有谋篡之意呢?况且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晋书》)。搞得朝廷乌烟瘴气，政绩比桓温差远了。说桓温有篡位之心，还有一个客观上的事实，就是后来桓玄的谋反。然而，儿子反叛，不能算在当爹的头上。况且，那时桓温已经死了3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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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在路过王敦的坟前时，说“可人，可人”!也被当做有篡逆之心的证据。其逻辑理论也很可笑：因为王敦曾经作乱，桓温夸王敦，那么桓温自己一定是想效法王敦。这不过是妄加揣测而已。事实上，桓温心里并瞧不起王敦。桓温有自己的偶像，就是当年的名将刘琨，和祖逖一起闻鸡起舞的那位，后来做到并州刺史，在北方对抗匈奴刘渊。但有人偏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上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大司马王导的从兄，晋封汉安侯，掌管长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左右。然而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晋书》)，心里并不高兴。因为他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桓温北伐时，遇到一个曾跟随过刘琨的歌伎，对桓温说，“公甚似刘司空”。你长得忒像我们那刘琨老爷啦。桓温听后很是受用，舒坦。于是进屋好好收拾了收拾，拢拢头发擦擦皮鞋正正领带啥的，回头再让那歌伎看，准备等着好一顿的夸。不想那歌伎却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合着哪长的都不像。桓温一下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晋书》)，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唯一最有力的证据，是桓温自己说过的一句后世传为经典的话，“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成为桓温想篡位的佐证。然而，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也太过武断。不知桓温说的这句话惹着谁了，在路卫兵看来，这不过是桓温人生的一种规划而已。虽说话说得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与曹操“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相比差远了。况且他说这话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在和自己较劲。就像现在一些立志创业的大学生，临走前对父母说，混不出个人样，俺就不会来了。成色上差不了很多。
况且桓温此话的重点，应该是在“流芳百世”上，而不是人们所注意的“遗臭万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温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也就是说，后者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并不是桓温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便遗臭万年是侧重点，是不是就说明桓温想篡位呢?也很难说。真想篡位的人，谁会把话挂在嘴边呢?刘裕倒是没说过这话，结果最后代晋建宋。两相对比，此话只能说明桓温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说明不了别的。功利心谁没有呢?最起码当时东晋朝中的大臣们谁都有，否则干嘛不像陶渊明那样，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最重要的，桓温毕竟没有形成篡位的事实。退一万步讲，他最多也只能叫篡位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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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此话不但不能成为其篡逆的证据，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种豪气干云的血性。其实，桓温也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风概”，感性多于理性。桓温自小便血气方刚，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苏俊作乱时，桓温的父亲桓彝被叛军杀害，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晋书》)，最后终于手刃仇人之子。那时他刚刚十八岁。桓温的血性，在路卫兵看来，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感性上。桓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懂孝道。桓温母亲病死，他“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今安徽宣州)”。请求辞职给母亲送葬，是典型的孝子。申请辞职，也充分说明桓温的权力欲望并不是很强。桓温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狼牙太守时的故地，看到以前种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慨顿生，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折下树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见一斑。桓温不但孝，而且忠。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晋书》)。其对晋室的衷心可见一斑。
桓温后来把持朝政，而且行兴废之事，人们敢怒不敢言、意见很大，这是事实。但当时朝廷是怎么对待人家桓温的呢?北伐，是东晋朝臣建功立业的载体，也是凝聚人心的旗帜。然而桓温屡次上书北伐，都未获批准。其实朝廷是怕桓温功高盖主，不好驾驭，所以先派了个殷浩代替他北伐。可巧，殷浩又是个不中用的人，“经涉数年，屡战屡败”(《晋书》)。仗没打赢，战争的消耗靡费却很多，很伤东晋士气。朝中上下也因此对殷浩很是不满。桓温于是趁机参了殷浩一本，朝廷这才不得不派桓温挂帅出征。自此，桓温才大权在握，开始了他的三次北伐之旅。
桓温收复河南后，曾上表要求朝廷“移都洛阳”。结果人家根本不听，
“表疏十余上”(《晋书》)依然不准。作为一名武将，桓温有着光复中原的雄心壮志，怎奈报国无门，总是遭到百般阻挠，行兴废之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谁不想找个听话点的傀儡啊!(路卫兵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