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中央调整了北平市的领导班子，叶剑英另有安排，市长改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兼任。当时，北平市委书记是彭真，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是张友渔，市政府秘书长是薛子正。还有一位副市长就是到任不久的吴晗先生。吴晗时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是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带进北平城的15位民主人士之一。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中央任命他为北平市副市长，可见对其十分器重。
北平刚解放时，市政府设在府右街南口路西的一座大院里。当时机关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机关食堂分大、小灶，规定市级领导吃小灶，每餐标准“四菜一汤”。由于聂荣臻在军队里有要职，彭真在市委机关工作，一般不在市政府用餐。正常情况下，到小灶用餐的只有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三人。他们三人常常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食堂管理员按规定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放“四菜一汤”，从不敢超过标准。
有一天，张友渔、薛子正两人到市委开会中午未回，市政府的小灶只留下吴晗一人用餐。大概是食堂管理员怕做多了浪费，中午只给吴晗上了两菜一汤。吴晗并未在意，吃完饭当管理员问他“您吃好了?”他说了句“谢谢，吃得很好”，就走了。
第二天，彭真到市政府有事，中午被大家留在小灶共进午餐。午餐的标准还是“四菜一汤”，四位领导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彭真十分关心和尊重吴晗，说话间常向他请教一些城市管理的问题。当彭真问及吴晗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吴晗当即表示说：市政府机关的同志对他的工作、生活十分照顾，昨天还单独为他炒了两盘菜。彭真一听，脸上渐渐收起了笑容。等吴晗吃完饭，彭真站起身，很客气地请吴晗先回去休息，并亲自送至餐厅门口。回来后，彭真一脸严肃地坐在餐桌前对张友渔、薛子正二人说：“吴晗先生昨日在这里吃饭，为什么只给上了两盘菜，你们了解吗?”薛子正一听，忙叫人喊来管理员。管理员一见是彭书记问及此事，只好将昨日因吴晗一人用餐，“菜上多了怕浪费”的实际想法向彭真作了汇报，并一再解释，吴晗先生吃完饭后，表示过很满意。彭真说：“既然有标准就要按照标准办。特别是对吴晗先生，他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是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请来的专家。国民党反动派扬言：共产党打仗行，但他们不懂得怎样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外行，所以要请一些党外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士和我们一同工作，一同建国。对这些人我们要格外尊重他们，除了在工作上支持之外，也要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的照顾。如果昨天的午饭，只给你们(指张、薛二人)上两盘菜或者是一盘菜我绝不会说什么，但给吴晗先生少上两盘菜就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势利眼，给人家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昨天的事非同小可，这里面有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你们应当受到批评并向市委作出检讨，我们也要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中央。”
听了彭真的一席话，张、薛二人当即表示承担责任，管理员也一再向彭真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这么一件小事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彭真、刘仁(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张友渔、薛子正等几位领导一块被叫到中南海开会，回来后马上召开市委、市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彭真给大家介绍了那天午饭发生的事。许多同志见为这么件小事专门开大会，不大理解，在下面窃窃私语。此时，彭真在会上大声讲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把我们几个市领导叫去，就此事批评了我们。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在农村待惯了，到了城市还是老一套。我们有些同志只注意搞节约，不注意团结人，不注意搞统战，不注意党的形象和影响，更不注意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做要不得。周副主席也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就此事认真反省一下，如何搞好统战工作，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凡事要往大处去看、去想就对了。”
这次大会，吴晗也到会参加。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当面向吴晗表示道歉，感动得吴晗热泪盈眶。吴晗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决心要用毕生的精力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1957年3月，经彭真、刘仁介绍，党中央批准，吴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
黄敬迟到罚三杯
1949年9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时任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的黄敬也到北平参加大会和开国大典活动。
会前某日，北平市的几位领导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和薛子正，邀请黄敬游览颐和园，中午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设便宴招待。约好上午10点钟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一处小亭子聚齐，由张友渔亲自去黄敬下榻的饭店接他。不想，因黄敬有事耽搁了时间，加上当时到颐和园的道路不好，人多路窄且多为土路，等他们赶到颐和园时，彭、聂、吴、薛等几位领导已在湖边恭候多时了。老战友们相会十分亲热，大家边说笑边游玩，沿颐和园的水榭、长廊漫步，共同沐浴着秋日的温暖阳光，领略着昔日皇家园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不知不觉时已至正午，来到听鹂馆门前，秘书长薛子正说：“饭已准备好了，请黄市长入席吧。”黄敬高兴地说：“颐和园我过去曾来过，却从未在此吃过饭，今日承蒙各位的盛情，真是三生有幸，谢谢啦。”
听鹂馆里摆了两桌饭菜，首长们坐主桌，我们这些秘书、警卫、司机们一桌。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简单地说了几句祝酒词，大家就吃喝起来。
黄敬性格豪爽，席间话多酒也有量。谈到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时，黄敬说：“进城以后，不管是建设也好，管理也好，还不都得我们拿主意、想办法。我们是城市的管理者，上级可以管我们，但下级就该服从我们。今天，我和张市长在来的路上，被你们北平的交警拦住了车子。你们的司机和张市长还真怕交警，人家不举手里的棒棒，硬是不敢走。”说到此处，黄敬已显露出在路上的不满之意。他接着有些洋洋自得地说：“我也会开车，在天津我就不怕交警(当时北平、天津刚解放不久，交通警察大都是被留用的解放前的旧警察)，有的交警要拦我的车，我一露脸他们就得马上放行。”
见黄敬话说到这儿，彭真接过话题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你的做法在天津行，因为在天津你是‘老大’。可在北平，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老大’。不光我们，连周副主席也不是(当时新中国还未成立，周恩来是党的副主席之一)。前不久，周副主席身边的一位司机给他送一份紧急公文，由于不听交警的指挥发生了交通事故。周副主席知道后当即把司机的领导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要当事人作出深刻检查，要求中央机关所有的同志都要服从警察的管理，支持北平市的工作。”
黄敬见彭真这么一说，脸上立刻收起骄矜自得之色。黄敬和彭真是老相识了。彭真曾在天津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1935年秋出狱后又出任过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1945年，彭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彭真面前，黄敬怎敢自认“老大”。
彭真见黄敬低头不语，接着又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我们进城后要经受住人民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要我们考出个好成绩，不要做李自成。我们就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学习，学习经济知识、城市管理知识、法律法规知识。不要让人家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一群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只会打游击不会搞建设。过几天我们就要建国了，毛主席对我说过，建国后我们要先制定一部国家的大法，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今后我们还要研究颁布许许多多涉及多方面工作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学会用法来管人，用法来管事，用法来治理国家。那种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游击习气要彻底纠正过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带头执法守法才对。”
说到这里，彭真为缓和严肃的气氛，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在北平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有党中央管着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谨慎从事，不敢懈怠。在天津你是‘老大’，深得中央的信任，希望你能像周副主席那样要求自己，要求部属，当好天津人民的父母官。”
黄敬见状忙说道：“老彭啊，快别再提什么老大不老大的话了。在您和诸位面前，我黄敬只配当学生，今天这顿饭使我学了不少东西，你老彭的一番高论，让我铭记终生。回去后从我开始，所有机关干部都要认真检查一下思想问题，努力做好天津市的各项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薛子正见席间气氛过于严肃，忙插话说：“黄敬同志有此认识和态度，真值得我们学习，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迟到总是不应该，让诸位同仁等你多时，应该罚酒三杯。”黄敬一听，忙站起身来连声说道：“该罚、该罚、我认罚。”说着伸手端起桌上的酒盅，在几位好友的笑闹声中，连干三杯。
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
班禅赴宴“挨一蜇”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被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51年初，中央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活佛来京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率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
4月27日，班禅活佛率青海塔尔寺堪布会议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也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李济深亲往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周总理又设宴款待班禅，为他和塔尔寺的僧俗官员接风洗尘。这次见面是班禅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班禅视周恩来为“最可信赖的长辈”，而周恩来赞誉班禅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那年十世班禅刚满13岁。
4月28日晚，北京市政府受周总理委托，在市政府大楼设宴盛情款待班禅，以尽地主之谊。参加宴会的有彭真、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邢西萍)作陪。西藏方面除班禅活佛外，作陪的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驻京(指南京)办事处处长詹东·计晋美等人。
当时，市政府条件差，根本没有大一点的干净餐厅供宴会用。薛子正只好让大家腾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临时改做宴会厅。做饭的厨房在办公区的另一端，相距约300米远，中间还要穿过一处大院子。院子里生长着许多树木。正是春光明媚时，紫色的丁香迎风盛开，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由于是盛宴，厨房的距离又远，考虑到安全问题，薛子正叫来我们这些首长身边的警卫和勤务(当时称公务员)，一共七八个人为宴会服务。宴会开始后，大家按照事前的分工，端茶的端茶，上菜的上菜，最多的是提着盛菜的食盒，来回奔跑在厨房和宴会厅之间。大家都在尽力地工作着，生怕出点纰漏挨批评。可偏偏不遂人愿，在宴会中就出了件意想不到的“大事”
宴会过半时，班禅年少，吃得又快，最先放下碗筷要去洗手。当时，屋里只在墙角处放了一个脸盆架，脸盆边上搭着条半湿半干的新毛巾。脸盆里的水，是刚刚由一个同志从外面端进来的。
班禅站起身走到脸盆处，在洗完手拧毛巾时，突然大叫起来，引得在场的领导都跑过来看究竟。只见班禅双眉紧锁，哭丧着脸，叽哩哇啦地讲些藏语，使劲地甩着左手。班禅的陪同詹东·计晋美听了班禅的述说，拿起脸盆里的毛巾一看，上面趴着只蜜蜂，原来是班禅的手被蜜蜂给蜇了。薛子正叫人找来机关的医务人员，又是上药，又是包扎，好一阵忙乱，才使班禅平静下来。宴会不欢而散。彭真等几位领导送走了客人回到宴会厅，大家相继坐下后，谁也不说一句话。
过了好一会儿，彭真发话问：“怎么搞的，蜜蜂怎么会爬到脸盆的毛巾上?”薛子正答：“我问了，是刚才打水的同志端着脸盆路过院里的丁香树下，无意中蜜蜂跌落到脸盆里的。”彭真听后，提高了嗓音狠狠地批评起薛子正来：“你这个秘书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不事前叫人用铁壶将水打好?做事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你看你用的这些人!”彭真用手指着我们这些站在墙边的警卫和勤务怒气冲天地说：“一个个愣头愣脑，冲锋打仗还可以，端着脸盆像过敌人的封锁线，根本就不是干这事的料!为什么不去北京饭店请几个服务员过来?”这时，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你回去后先向中央汇报一下这里的事，我们马上向中央写出书面检讨，请求处分。”
过了几天，彭真带着市委市政府的几位领导来到中南海，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对“政治”的含义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政治不光是指一些大事，有些看起来不起眼儿的小事，也会演变成大事。大事、小事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后来，我调到国管局工作。几十年来时刻牢记着“服务工作无小事”的教训，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机关后勤战线上，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