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替年仅6岁的溥仪颁布《退位诏书》，接受清室优待八条件，宣布溥仪退位。同时按照优待条例，溥仪等仍“保持原来尊号不变”、“暂居宫禁”———紫禁城，继续着小朝廷的生活。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部队赶出故宫。关于逊位后在故宫的生活，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有过回忆。不过，较为简略。至于《溥仪日记》所载，主要是其读书生活，更是笼统。而新近公布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却能在很多方面为这位逊帝还原出禁宫十多年生活的细节。
这批档案共1803件，记载的时间，从宣统三年一直持续到宣统十五年(1923年)。由于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溥仪档》目前未公开，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溥仪档案也只对少数专家学者开放，因此这批档案可以说是目下能够看到的关于溥仪逊位期间生活的最原始记载。
屈辱：袁世凯借升平署行头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第三章“袁世凯时代”一节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张谦和的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可是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溥仪：《我的前半生》，50页。)
溥仪这段记载，说的是1916年(民国四年、宣统七年)的事，其中带着明显的感情色彩，让人能够真切感受到一个逊帝失国之后的悲凉心态。当时袁世凯已经准备称帝，派人油缮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三大殿，还让溥沦来借皇帝的仪仗以及玉玺等，“这些消息使我感到心酸、悲忿，也引起了我的恐惧。”(溥仪：《我的前半生》，第54页。)
而其实，在更早的宣统五年(1914年)，袁世凯就已经开始尝皇帝的滋味了。
根据清宫升平署档案的记载，在宣统五年，袁世凯至少找清室借过三次行头：
八月十九日，奴才狄盛宝奏为请旨教导事。八月十九日醇亲王、内务府大臣世续交谕，袁总统借用行头、切末、管箱人等，奴才不敢自专，请旨教导。谨此奏请。(《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清宫升平署档案集成》(以下简称《集成》)，第49册，25904页。)
八月二十日，奴才狄盛宝奏，内务府大臣世续传到奴才处，袁总统借用行头、切末收存库内，谨此奏闻。
九月十三日袁总统再借，十五日归还。(《集成》第4 9册，25906页)
十二月初七日，世续传话，袁总统又来借行头、切末、管箱人等。(《集成》第49册，25912页)
行头指演戏用的道具、衣服：“切末”又称“砌末”，是京剧各种道具的统称。狄盛宝当时是升平署总管太监。根据以上档案记载，我们得知，这一年，袁世凯至少三次借过清宫升平署的京剧道具、人员，但他并没有亲自出面，而是通过溥仪的父亲载沣、当时的内务府大臣世续：第一次借了两天，第二次借了三天，第三次是否归还不得而知。清廷京剧盛行，此风也影响袁世凯。按照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记载，当年被摄政王罢官、回籍养伤的时候，袁世凯就曾多次传京城名角如谭鑫培等到他隐居的河南洹上村唱“堂会”，足见对京剧的喜欢(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袁世凯在秉承这一爱好的同时，开始迫不及待地借清宫升平署的行头到中南海为其演戏，一尝“御用”的滋味。
升平署向来只为皇家服务，如今却为袁世凯所享用!还有一点更让溥仪气愤，———宣统五年正月十七日，隆裕去世。按照大清礼制，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七个月)内属于国丧期间，即便像皇帝登基等大典也是“设乐不作”。而在宣统六年，中南海就已经鼓乐喧天，难免让逊帝溥仪心生“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凄惨之感
压抑：四年未闻鼓乐声
宣统七年五月十八日，升平署接到这样一道指令：“知会五处，卢老爷传旨，六月初一日，漱芳斋伺候戏。”(《集成》第49册，25994页)
无论是对升平署还是对当时的紫禁城而言，这道指令都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因为自宣统三年三月初三日以来，在四年多的时间里，紫禁城已经没有唱过戏，一直被压抑、沉闷的气氛所笼罩。
受慈禧影响，隆裕太后也喜欢听戏。根据《宣统帝起居注》的记载，宣统即位前三年，即使是在炮火连天、革党四处起义、各省纷纷独立的情况下，隆裕太后也不忘听戏享乐，每月至少初一、十五两次，遇到年节寿辰等还要增加。比如，在武昌首义的宣统三年八月份，隆裕太后看戏竟然达到一年之中最多的四次，分别是初四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起居注中如此记载：“上诣仪鸾殿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纯一斋侍早晚膳、看戏，戏毕，驾还庆云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宣统帝起居注》)
仪鸾殿位于中南海，纯一斋为中南海演戏场所，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起，隆裕太后从紫禁城搬到中南海居住。这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隆裕太后也就无心看戏了，自八月十六日之后，再也没有宫中看戏的记载。
宣统四年的春节也是在这种压抑的气氛中度过的，没有了惯常的王妃命妇前来祝贺，就是正月初十日隆裕太后的生日、正月十三日溥仪的生日，都没有奏乐。根据升平署档案的记载：
正月初十日巳初二刻，老佛爷皇极殿受贺，中和乐伺候，中和韶乐。十三日辰正，万岁爷长春宫给老佛爷行礼中和乐伺候丹陛乐。乾清宫伺候中和韶乐(注：撤，未伺候)。(《集成》第49册，25818页)
也就是说，隆裕皇太后、溥仪皇帝过生日，本应奏丹陛乐、中和韶乐的，但由于逊位影响，都没有心情了———撤乐不奏。
祸不单行。宣统五年正月十七日，刚过46岁生日的隆裕皇太后病逝。这让紫禁城陷入更大的压抑之中。从升平署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丧礼情形：
正月十七日子初，隆裕皇太后慈驭上宾(摘子)。未正金棺奉移皇极殿。申初殓入。总管首领太监八十四名，领孝布八十四匹。金棺前举哀之人分两班，一班四十一名，二班四十二名。(《集成》第48册，25872-25874页)二月二十七日卯正三刻，隆裕皇太后由皇极殿奉移西陵，等待与光绪合葬。而国丧期间，紫禁城暂时用不着设乐之类礼仪。于是，二月十二日，升平署总管狄盛宝奏请“带领内学、钱粮处、中和乐、档案房里外人等挪移景山居住”，并于隆裕出殡的第二天搬回景山居住。
前文所说的宣统七年六月一日的这次演戏，是为居住在长寿宫的瑜妃庆祝生日。瑜妃是同治的皇妃，根据慈禧遗命，溥仪应该是“承继同治兼祧光绪”，即以同治这边为主。但身为光绪皇后的隆裕依仗自己皇后的地位，根本不顾这一套，反而将同治三位皇妃打入“冷宫”。直到隆裕去世，这三位皇妃才有了出头之日。这次生日，办得颇为排场：
为庆贺长寿宫瑜主生日，六月初一日，漱芳斋伺候戏，连演三天。之后，内殿总管交下拟赏银一百两，总管狄盛宝尺头二件，首领四名尺头各一件，外学等就是三名三处共银一千六十七两。(《集成》第49册，26031页)
值得一提的是，溥仪在逊位期间经历的丧礼，还有同治妃和自己亲生母亲的丧礼，后两人的丧礼，都在宣统十三年。升平署档案记载：(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庄和皇贵妃于三月初七日时升遐，摘缨蓝袍青褂三日，慈宁宫暂安三十五日。(《集成》第49册，26297页)
这年九月，因为御医范一梅被辞之事，光绪的瑾妃和溥仪大吵起来，由此直接导致溥仪的生母因害怕而吞鸦片自杀。紫禁城再次沉浸在压抑气氛之中：
宣统十三年九月初六日敬事房传旨，为醇亲王嫡福晋薨逝请定称曰皇帝本生妣，一切典礼：一，拟照成案，请皇上缟素十一日，于释服后请发;一，请皇上素服一年;一，期年内元旦，皇上受贺仍御礼服，惟不宣表，乐设而不作。(《集成》第49册，26316-26317页)
亲生母亲的去世使得溥仪那年甚至取消了在年前给臣工们赏“福”字的惯例，第二年春节期间的受贺典礼上也没有了音乐。这些，升平署档案里都有记载：
十二月十四日，上传今年赏福字未赏，明年照例赏。(《集成》第49册，26321页)
十二月二十一日，奏为请旨教导事。十二月三十日太极殿次岁中和乐伺候喜乐(瑜主传设乐不作)。正月初一日，太极殿受贺递如意中和乐伺候喜乐，奴才不敢自专，请旨教导，(瑜主传设乐不作)。(《集成》第49册，26321-26322页)
瑜主，是同治帝的瑜妃，隆裕死后，溥仪和她最为亲近。紫禁城这种压抑的气氛，直到第二年溥仪大婚时才被冲淡。
混乱：太监逃亡成风
尽管宫禁森严，但太监逃亡的事情在各朝都有发生。清朝咸丰期间，即使远在承德避暑山庄，也不时发生太监逃亡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溥仪逊帝居住紫禁城期间，太监逃亡的情况就更频繁了。
宣统四年，溥仪退位的第二年，是太监逃走的第一个高潮。年初，升平署总管首领太监95名，这年逃走的，有记录的就有6名：
五月初六日，中和乐太监王全兴点名未到，上头报逃走;十九日，奴才魏成禄谨奏，档案房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丁春广于五月十七日无故初次逃走，应交内务府派番役拿获，谨此奏闻;二十五日，内学太监王广和上头点名未到，报逃走。(《集成》第48册，25833页)七月初三日，奴才魏成禄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学太监任得庆于七月初一日无故初次逃走，应交内务府派番役拿获，谨此奏闻。(《集成》第48册，25835页)九月十五日，奴才魏成禄谨奏，中和乐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刘长庆于九月十三日逃走，谨此奏闻。(《集成》第48册，25848页)十一月十七日，奴才狄盛宝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太监吴连明于十一月十六日逃走，谨此奏闻。(《集成》第48册，25850页)
按照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说法，大多数太监收入很少，“如果犯了过失撵了出去，那就惟有乞讨和饿死的一条路了。”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太监逃亡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清亡国让他们觉得前途无望。“优待条件”第三款写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我的前半生》中说，“这时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我的前半生》，51页)
如前所述，发现太监逃亡，一开始除了上报之外，还要让内务府派人去缉拿。后来，由于逃亡的越来越多，加上可能走了之后也抓不回来了，慢慢就变成报告一下了事。
类似太监逃亡的记载，从宣统四年到宣统十五年的升平署档案里时有出现，“宣统五年正月十五日，奴才狄盛宝谨奏，内学首领报到奴才处，今有本处太监刘天福于正月十三日逃走，谨此奏闻。”、“宣统十四年知日记簿记载，十一月十二日，又本处写字人伊精阿抗传不到，革去钱粮”。
根据档案，从溥仪逊位到搬出紫禁城这十多年间，升平署太监(包括总管、首领、官职太监和普通太监)的人数逐年减少———宣统二年正月时为100名;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时为95名;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82名;六年十二月时急剧减少为57名;七年十二月时为50人;八年十二月时为44人;十四年是溥仪大婚之年，升平署差事大增，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增加人数，十二月的统计人数为28名;宣统十五年十一月统计时，只剩下11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其实，不仅升平署，整个紫禁城，太监的数量也是在逐年减少。根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他十六岁以后(即宣统十三年、1921年之后)，曾将除了太妃、皇后宫中之外的太监全部遣散，人数从原来的1000多人减为200多人。昔日前呼后拥的皇帝，开始领略“庭前冷落鞍马稀”的滋味。
困顿：太监月例发放不及时
溥仪逊位居住在紫禁城期间，太监的月例发放开始不及时。宫中的规矩，一般是每月初一、初二日递敬事房月例单，十一、十二日领。根据“知会档”的记载，从宣统七年三月开始，月例发放变得不准时。以宣统七年的月例发放为例：
三月初九日知会三处首领，三月初九日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为此知会(《集成》第49册，25992页);
五月初十日知会三处首领，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第49册，25994页);
六月的月例也是再听传;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月例，均为再听传。
而当年《恩赏日记档》中“三月十八日领月例”、“六月初五日领五月十二日月例”、“六月二十八日领十二日月例”、“九月二十八日领十二日月例”、“十一月二十一日敬事房领月例”、“十二月二十三日领月例”等记载，也印证了“知会档”所言非虚。
月例发放不规律的情况，从此一直持续。即便是溥仪大婚的宣统十四年，根据《知会日记簿》记载，当年的月例没有一个月是按时发放的，十二个月都是“敬事房传旨，十二日月例再听传”。不过，一般能拖一到两个月再补发，没有拖欠不给的现象。
溥仪裁撤太监，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怕太监偷东西。不过，从紫禁城经济紧张以致延发月例的事实来看，裁撤太监是不是也有减轻财政负担的考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