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这么多将才中司马错名气不大，可他的战略眼光却具有划时代的非凡意义，此人还是太史公的先祖。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於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靳与武安君阬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於华池。靳孙昌…昌生无泽，…无泽生喜，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氏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初的流徙情况。司马错的最大功绩便是伐蜀与定蜀，其孙司马靳作为战国杀神白起的副手，参与了长平之战，后来与白起一同被昭襄王赐死。而司马迁的父亲，老太史公司马谈，算起来是司马错的八世孙。
也许太史公司马迁太过谦虚，并没有给祖宗司马错单独立传，可是司马错伐蜀定蜀，对于秦国的发展壮大，乃至整个战国局面的扭转和终结，其意义并不亚于商鞅变法。
司马错历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三朝。惠文王时秦国朝野几乎是张仪一个人在唱独角戏;武王又是个偏执的举重爱好者，只爱和大力士比举鼎;昭襄王时又遇战神白起横空出世，司马错仕途的运气真是不怎么好。但是，珠玉蒙尘只是暂时现象，让我们拨开历史的尘雾，一探究竟。
根据东晋常璩撰写的巴蜀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早期的蜀王封他弟弟葭萌为苴侯，赐给他汉中这块地，几代之后吃里扒外的苴侯居然和蜀国的仇敌巴王要好，结果苴蜀相攻，苴侯奔巴，巴求救于秦。带头大哥秦国，是否真这么好心，会替巴蜀苴主持公道呢?
史记张仪列传中对此略有提及。当时秦惠文王确实欲发兵伐蜀，但是蜀道难走是个头疼的问题，而且，时值韩国侵犯，先伐韩吧，恐巴蜀局势更加不利，先伐蜀吧，又怕韩国趁机来袭，惠文王陷入了两难的抉择。惠文王跟前的大红人张仪建议伐韩，而司马错坚持伐蜀，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张仪的伐韩主张其实包含着东出争利于三川、劫持周室的方针“挟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反方辩手司马错是这么说的，秦国地小民贫，当务之急是广地、富国、强兵，别看蜀国是西僻之国，“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而且拿下蜀国，有禁暴止乱之名，天下不会以为秦国贪暴，面子里子的好处都得到了;反之如果伐韩劫周天子，未必有多大的实际利益，反而还担了一个恶名，若引来山东诸国的攻伐，那秦国就完蛋了。《华阳国志》还补充了司马错的一个论点，那就是从蜀国这个地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于是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出兵伐蜀，灭之。关于伐蜀由谁领兵，史记秦本纪说司马错伐蜀，《华阳国志》说司马错、张仪共同伐蜀，总之从决策到执行应该还是以司马错为主。平蜀之后，昭襄王封蜀王后人为蜀侯，陈壮为蜀相。昭襄王十四年，蜀相壮杀蜀侯，并与臣服于蜀的丹、犁二国(古乐山地区)来降。到秦武王即位后，可能是蜀与丹、犁又有反复，蜀相壮被诛，秦国也继续出兵讨伐丹、犁。秦武王举重受伤而死之后，他弟弟昭襄王继位，封公子煇继任蜀侯，岂料没过多久蜀侯煇居然反了，司马错授命平叛定蜀。
以上这些战绩，在白起的光芒掩盖下可能略有些黯然失色。但作者推测，最令司马错欣喜的，当是在有生之年亲身实践了他最初“得蜀则得楚”的设想。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司马错“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从蜀地出其不意拿下楚国黔中郡，楚国被迫割让汉北及上庸以求和。在此基础上，大良造白起于第二年攻楚，直接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都，楚王逃亡，把郢都变成了秦国的南郡;其后白起水淹鄢城，楚人淹死者数十万人。伐楚凯旋后的白起被封为武安君，但是若没有司马错之前伐蜀定蜀奠定的人力物力及战略基础，白起伐楚不可能这么轻易赢得胜利，军功章上应该有司马错的一半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