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博，按法理学的解释，是以金钱或财物作赌注，以营利为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输赢较量后，使赌注在参赌人之间发生转移的一种行为。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源远流长，据《古今图书集成·博戏部杂录》记载，早在先秦时期已较普遍。到秦汉时期，赌博的种类逐渐增多。此时，通称之为“博”（或簙）、“博戏”、“博揜”等。唐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赌博现象更是渗入各个阶层。赌博，作为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唐律疏议》中的《博戏赌财物》条，首次把“博”与“赌”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法律条文，这可视为赌博一词的雏形。到明清时期，各类赌博更加活动猖獗，被称之为国粹的麻将（原称马吊）开始出现，并迅速弥漫全国，一些斗戏更是发展到高峰。鸦片战争后，一些西洋赌术诸如跑马、轮盘赌、扑克等引入中国，使得中国的赌博文化更显纷繁庞杂。赌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对这种带有病态的文化活动，历代政府均出面加以制止。对赌博处罚最为严厉者，首推宋元时期，轻者罚金配遣，重者处斩。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赌博的种类辈出，有关赌博的述作层出不穷。举国上下，上起皇帝官僚，下至平民乞丐，纷纷参加。至于辽道宗晚年以掷骰来量彩授官，更是前所未有。
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影响颇深。但史学界对之一直重视不够，宋元时期更是如此。我们来浅显的了解下宋元时期主要有哪些赌博形式。
宋元时期赌博的种类
考宋元时期流行的赌博种类，在继承隋唐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的赌博种类，按其用具的不同大致可分以下几类。
１、 球类赌
主要有蹴鞠、击鞠和捶丸。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球戏发展的一个高潮。承袭隋唐以来的蹴鞠和击鞠，在这一时期得到兴盛。尤其是蹴鞠，由于得到大宋皇帝的垂青，得以迅速发展，并传入辽金。这种博戏类似于今天的足球，两队比赛以进球多者为胜。亦有二人、三人比赛，但不用球门，仅凭控球技巧取胜。击鞠和蹴鞠类似，但击鞠为骑马击球，类似于马球。由于蹴鞠和击鞠对抗性太强，宋元时期在其基础上发明了一种新的球戏棗捶丸。这是一种杖击球入窝的博戏。以击球入窝所用杖数少者为胜。此项活动场地和人数限制不大，加上当时宋徽宗和金章宗的提倡，在士大夫中得到迅速发展。蹴鞠、击鞠和捶丸本身是一项体育运动，但和隋唐时期一样，这类球戏被用来赌博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尤其是捶丸。元代出现的捶丸专著《丸经》，更是对捶丸赌法有详细的规定。球类赌由于受场地、规则等限制，一般多流行于上流社会。
２、 奕棋类赌
主要指围棋和象棋。围棋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发展。而隋唐时期衰落的象棋，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重大的发展。由于两宋皇帝大都喜欢象棋，尤以徽宗赵佶为甚，而且徽宗还用其擅长的瘦金体御书棋子。并据曹勋《北狩闻见录》载，甚至在其被掳北去时，也未忘记带上象棋。南宋时高宗赵构等帝王更是大力推广。从而使得象棋在当时得到迅速普及。原来种类众多的大小象戏（及象棋）在这一时期基本定型。这在现代中国象棋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在隋唐时期博弈开始分离。博戏进一步粗俗化，成为一种谋取财物的手段，奕棋则成为与琴、书、画并称的所谓雅戏。不过，这种博弈分离，在当时只是相对而言，但实际生活中弈棋赌从未中止，弈棋赌仍然是当时一种重要的赌博方式，且盛行于各个阶层之中。如前李清照的叙述，就认为大小象戏（即象棋）、弈棋均为博戏。而南宋的洪遵则更是明确指出：“博之名号不同，其志于戏一也。然弈棋、象戏，家澈户晓，至双陆、打马、叶子，视明琼为标的，非图则无以得仿佛。”当时，弈棋赌流行于各个阶层，文人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更是钟情于此。
3、掷骰类赌
宋元时期，除了球类赌和弈棋赌外，还有很多种赌博方式。这里我们把需要掷骰子（及色子）的，皆归为掷骰类赌。此类赌博品种主要有承袭隋唐的双陆、彩选以及宋元时期新出现的打马、除红、响屟等。此类赌戏玩法各异，且复杂多变，但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即均需要用骰子，另有枰（棋盘）、马（棋子）、图谱（根据所掷彩数的贵贱，决定进退的各种规则）、筹（参加者每人出相同数量的钱作为赌注）。很明显，这类博戏均来源于三国时期的波罗塞戏和樗蒱。其中彩选，风靡各地，并有刘邠加以发展，著有《汉宫仪》一书。双陆，虽有洪遵的《谱双》问世，但因赌法繁杂，南宋时在中原地区逐渐衰落，但在辽金极为盛行。中原地区代之而起的是打马、除红、响屟。流行的打马，由李清照对当时源于双陆的几种打马进行精简而成，并施以文采，附有专著《打马图》。而此时出现的响屟，玩法同打马类似，但亦有用美女代替棋子在地毯上行走的玩法，则称之为“肉棋”。宋扬无咎对之进行研究，著有《响屟谱》一书。至于除红则是仅用四粒骰子和一份图谱，不用棋子，简洁易行，俗称“猪窝”。元末明初时，杨维桢对此种博戏的骰彩重新立谱，撰有《除红谱》一书。其中彩选和打马至明清时期仍流行不衰。由于掷骰类赌，极为富丽，赌注较大，玩法相当复杂。除掷彩需凭运气外，还需在行棋过程中斗智。显然，这类赌戏是达官贵族、闲雅文士的专利。
４、斗禽虫类赌
斗禽虫这种古老的赌博方式，先秦时期即已存在。 斗鸡、斗鸭、斗鹅、斗鹌鹑、走马、走犬及斗促织等在宋元时期都非常流行。其中源于唐朝的斗促织，在这一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并有多部专著出现，尤以贾似道的《斗促织》影响最大，并为明清时期斗促织高峰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由于这类赌戏不受场地、人员、赌注等限制，故在当时风行于各个阶层，尤其是民间非常流行。
５、钱币赌
宋元时期民间还流行直接用钱币来赌。钱币赌通常有两种：一为摊钱，又称意钱，办法是随手取钱币若干，放入器皿中摇动，开时数钱币，以四为盈数，其余数为零，一、二、三，押得者获胜。《容斋五笔》曰：“今人意钱赌博，皆以四数之，为之摊。” 另一种为捻钱，又称掷钱。“今人掷钱为博者，戏以钱文面背分胜负，曰字、曰幕。” 字、幕即正面反面。这种赌博方式简单快捷，主要流行于中下层社会。
６、 关扑赌
随着宋元时期赌风的盛行，赌博活动亦深入到当时蓬勃发展的商业领域。并形成了一种新的赌博方式棗关扑。有关记载，在宋元时期的笔记小说中随处可见。所谓关扑，即商人的所有商品既可以卖，亦可以扑。关扑双方约定好价格，用头钱（即铜钱）在瓦罐内或地下掷，根据头钱字幕的多少来判定输赢。赢可折钱取走所扑物品，输则付钱。很显然，关扑由钱币赌发展而来。由于关扑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故关扑有其特殊性，即一般不赌钱，而是赌物。也正因为如此，过去史学界一般均把它归之为娱乐。事实上赌物也是一种赌博。而且当时的关扑还不仅限于日常生活用品，有时赌得很大，“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 故此，作者认为关扑也是一种明显的赌博。关扑这种亦商亦赌的方式，简洁明了，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故在民间非常盛行。
此外还有叶子格戏（即后世的纸牌）、昭和牌（即牌九）等。由于赌和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赌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此难以一一叙述。其中双陆、弈棋、钱币赌、关扑和各类斗戏最为流行。总之，这一时期的赌博，可谓种类繁多，并有了很大发展，对后来的明清亦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