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史上，文强的身份与经历可谓“奇特”。
他是毛泽东的表弟，曾与表兄一同站在橘子洲头；他是黄埔学员，入党时的监誓人正是周恩来；他曾是朱德的部下，又是林彪的班长，林彪常以“三哥”呼之。
但他又是戴笠的心腹，在军统内担任要职，曾三次受到蒋介石接见，1946年晋升为国民党中将，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代参谋长。
文强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曾不避风险，千里寻找党组织，一度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川东特委书记。
他之所以脱党，是强烈个性与客观因素的共同推动。他因叛徒出卖被捕，出狱后却受到中共四川省委同志的怀疑，又受审查，又给处分。当时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盛行，他辩无可辩，一气之下回了老家。
黄埔同学廖宗泽，在文强的人生际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年文强入川寻找共产党，是廖同学雪中送碳，当时廖宗泽在中共川西特委任职；文强脱党后因写文章得罪了当地军阀，又是廖出手相救，并把他引见给戴笠，此时的廖宗泽已叛变成军统一员了。
戴笠首先是看中了文强曾是中共高干的身份，接着又欣赏起他的文笔与才干，最后则是看重他的为人，倚为腹心，无话不谈。
比如国共会谈后，老蒋准备大打内战的绝密文件，戴笠就只给文强看；戴笠在与宣铁吾等人内斗时，发给老蒋的秘电也是文强起草；还有在老蒋决意要将军统“化整为零”的危急关头，戴笠仍然是找文强出谋划策。
戴笠死后，文强转到了“正规军”，后因蒋介石提名、杜聿明点将，他又到徐州“剿总”任职。
在这一段时间，文强和杜聿明有了交情。这中间有个插曲，颇耐人寻味。杜聿明部下曾抓到解放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命令枪决，文强却私自把他们放走了。对此，有人说他顾念旧情，有人说他是狡兔三窟。
文强被俘之后，北京“功德林”一位不认字监管干部曾拿着革命书藉，问他扉页上的大胡子是谁，他看都没看，就说是马克思、恩格斯。这位同志就很惊讶，连夸他的文化高，并请教文强如何管理好“战犯”。
这一幕，让文强吃惊，他没想到解放军干部这么质朴，共产党“监狱”如此平易，与军统的人间地狱真是有天壤之别。
文强于1975年3月被特赦，是最后一批走出监狱的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