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十位元帅中，罗荣桓在年龄上排倒数第二，但去世却最早，他的人生历程只有61年。罗荣桓元帅做事极为低调，作为一位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开国元勋，关于他的逸闻趣事民间流传甚少。
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早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副政委，1999年晋升中将军衔，2002年退休。“父亲一向低调，从不炫耀什么。当我从儿子的角度缅怀父亲时，光环中的他不仅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元帅，更是一位儒雅宽厚的长者。”谈起父亲，罗东进肃然起敬——
从大学生到“党内圣人”
1902年，父亲出生在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他的名字取自《诗经》“桓桓于征”。
从曾国藩、左宗棠组建湘军开始，湖南近代就有从军习武的风气，故有人云：无湘不成军。在三位湘籍元帅中，彭德怀和贺龙均为行伍出身，只有父亲例外，他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
25岁之前，父亲一直在青岛、武汉、上海、广州等地奔波求学，读的是土木工程。他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希望当一名建筑师。然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看到“大好革命形势就这样被他们给毁了”，气愤至极。父亲加入共产党，走出心爱的课堂，在党的派遣下，从武汉奔赴地处湖北南部深山的通城，参加农民起义。
1927年，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是我党建军的重要起点，从那时起，连队有了党代表（后来改称指导员），父亲就是当时最早的七个连党代表之一。父亲为了革命中断学业，选择去过终日“红米饭、南瓜汤、单衣草鞋”的艰苦生活，同时还要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九死一生。我相信，他一定怀有很强烈的救国理想和献身精神。
父亲告诉我，他当时在革命队伍中显得格外突出，鼻梁上架着厚厚的镜片。为此，父亲还吃过一次亏。他刚到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时，大家看他戴个眼镜、文质彬彬，便推举他管账。在部队转移时，父亲除了带着行李，还负责保管装有二三百块大洋的箱子。路上，突然有两个农军战士走过来说：“我们帮你扛吧。”父亲毫无戒心，心怀感激地让他们帮了忙。之后，却发现这两人踪影全无。丢了全连的家底，父亲懊悔不已，常常埋怨自己：“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老练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不行。”这件事后来连毛泽东都听说了，他说父亲不但厚道、老实，还善于总结经验。
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战斗岁月中，父亲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父亲算是十位元帅中，最早和毛主席在一起共事的。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主席提名，父亲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不久，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的时候，他扩红8000人，深得主席赞扬；抗战时期，山东地区一度吃紧，虽然父亲此前曾以身体不好为由请求少负些责，主席还是亲自找他谈话，坚决主张让他出马解决难题；解放战争时，东北局曾给中央打报告说兵源不足，主席自信满满地告诉他们，罗荣桓肯定有办法。结果，父亲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兵力大增，在仅有27万劳动力的松江省，动员了8万青年参军。以至于日后在表彰东野的时候，主席一再强调：“罗荣桓是既当婆婆，又当媳妇，又管穿衣，也管做饭。”
因父亲既能干事，又待人宽厚，脚踏实地，不善言辞，党内的同志们曾经送给他“党内圣人”的称呼。
“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
1937年5月16日，已是工农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父亲，在延安与我的母亲、23岁的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了婚。结婚那天，他们煮了一大锅面条，里边放了萝卜、白菜和些许鸡块，很多同志就是闻着香气来到他们的新房，这才知道是他们新婚大喜。谭政、张爱萍、甘渭汉他们当时都去了。
战争岁月，危机四伏，父母亲的生活更是异常艰苦。他们生下哥哥罗北屯，寄养在延安一个老乡家，但不幸夭折。1938年4月，母亲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母亲故意从高的地方往下跳、从马背上往下摔。身边的人都劝她“罗主任还没孩子呢，你就生下来吧”，在众人的劝说下，她才妥协——生下的这个孩子就是我。
我出生那天，父亲正好奉命率八路军115师从山西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他匆匆赶到母亲身边，看了我一眼，留下一句“部队正在东进，就叫他东进吧”，便扭头返回了部队。
由于局势复杂，母亲始终记不起我究竟生在山西的哪里，也不记得我的具体生日。我一直是和小妹“共用”一个生日。直到我40多岁，原38军政委、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叔叔偶然翻开他的老日记本，才发现我出生于1939年2月14日，竟然还是现在的“情人节”。
从小，父亲对我的教育就非常严格。1959年，我考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行前，他一再嘱咐我好好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还专门给我题词：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起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
我到学校后给父亲去了两封信，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回信的内容：“两次来信均已收到。头一封信不成文体，内容贫乏。第二次信稍微好些，希望你坚持写信，这是一种补充学习的方法，最后祝你正式入伍，成为一个人民解放军新战士！你要记住：这是党和国家给你的荣誉！要努力去完成学习任务。”
“林罗”的合作与分歧
父亲不喜欢出头露面，更反感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相、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回避。1956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了一封信，为了表达对他的崇敬心情，建议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好好教学，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兵的报道，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立即打电话给总编辑：“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地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正因为父亲这种低调的性格，毛主席在给林彪挑选合作者时，才选择了父亲。
1930年2月，24岁的林彪因指挥有方，被提拔为红四军军长。但他个性很强，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与他做搭档必须既有原则性还要有一定的灵活性。毛主席想来想去，觉得这个角色非父亲莫属，便将他派到了红四军。这是父亲与林彪合作的开始，从那时起到解放后，他们两人多次搭档。
父亲和林彪合作有一个原则，就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你林彪不是管作战吗？那我就把作战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到东北以后，林彪个人主义越来越厉害，为了迁就林彪专心指挥战争的“重点主义”，父亲毫无怨言地在哈尔滨、双城之间两头跑，将部队的政治、训练、装备、后勤等工作全都担负起来。父亲从不抢功，在非原则问题上极能谅解和忍让，他们的相处还算相安无事。那时，他每天总是忙到很晚才回家，母亲又执意要等父亲回来一起吃饭，所以我和妹妹经常等着等着就趴在桌上睡着了。
但父亲的迁就、忍让不是无原则的，在工作中，他也经常提出不同意见。林彪对此开始不满起来。进入关内见到聂荣臻便发牢骚，还劝他来替换罗荣桓任四野政委，遭到坚决拒绝。
1960年秋，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带着问题学习毛泽东思想”，这让父亲很不理解。那时候，我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学校也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由于当时受林彪学习毛著庸俗化、教条化主张的影响，同学们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四处乱用毛主席语录。我在写信中也向父亲列数了自己读了哪些著作，并不适当地引用了一些语录。当时，父亲对林彪的一些错误提法非常忧虑，看了我的信后，他给我写了一封内容十分重要的回信，信中说：“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和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下万应药方……”
我在信中还向父亲反映了我和有的同学之间，有时会出现对某些问题看法不一致的现象。如果坚持自己的意见，怕别人说我固执、骄傲；如果放弃自己的意见，又有放弃原则的嫌疑。针对这一问题，父亲写道：“同志们对问题的看法有些不一致，是很自然的。同志们要互相交换意见，交换不同的看法，甚至必须经过争论，才会有可能求得一致。但不要在同志间，无论对谁，存在成见用事。”我想，父亲给我写信时，应当已经考虑到他和林彪看法不一致的问题，甚至已经准备进行争论。
半个多月后，父亲在一次由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终于忍不住开口：“‘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
“那你说该怎么学？”父亲的话让林彪有些尴尬。
“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父亲的心直口快让会场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几分钟后，林彪才缓缓一句：“不好就去掉嘛。”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还没等父亲把补充意见说完，林彪突然起身，说了句“散会”便拂袖而去。这个突然的举动让在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父亲更是气得双手发抖，回到家中后喃喃自语：“大家都是老同志了，长期在一块工作，哪能这样呢，有问题大家讨论嘛！”而林彪在这以后逢人就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就不在一起！”
外界传言“林罗”是和“刘邓”齐名的黄金搭档，然而两人合作的实情，并非如此。
和毛主席的唯一“合影”
从我3岁起，父亲的身体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尤其是1942年部队进入沂蒙山区以后，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肾病，开始尿血。根据地医疗条件差，父亲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工作，可他异常坚强，甚至告诉母亲：“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
1946年夏，父亲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苏联医生切除了他的左肾，并建议他修养3年。但父亲心系东北解放战争，谢绝了医生的建议，刀口刚愈合便回到东北战场。直到1963年上半年，父亲仍然抱病坚持工作。正如他经常所言：“有一份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
1963年12月1日，我接到学校通知，让我尽快返京。我顿时紧张起来：以往父亲住院，从来没让我请过一次假。
我赶到医院时，父亲已陷入昏迷。12月16日，父亲病情加重，不幸逝世。
父亲去世后，我们打算为他做一本纪念画册，却连一张他与毛主席单独的合影都找不到。每每有什么好事，众人上前庆祝时，父亲却默默闪到一旁。最后，我仅找到一张当年在机场迎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时，毛主席、聂荣臻、贺龙与父亲的工作合影。我们只得将父亲与毛主席截取出来，这成了父亲和毛主席唯一的合照。
如今，父亲离我们远去已经整整45年了，可是，我和两个妹妹却一天也不敢忘记他的教导。
与共和国同龄的妹妹北捷，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四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曾梦想成为文学家、外交家的她，在父亲的指导下认识到，“医生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人的一生，谁也离不开医生”，继而选择从医。
小妹妹罗宁，从小就想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虽然在“文革”期间曾因为母亲的“问题”一度被部队拒之门外，却最终还是在粤北山区当了兵。1985年，她远赴美国进修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专业，如今，在部队任职。
在我们这些儿女看来，父亲的性格就像“暖水瓶”，里热外凉。他常教导我们：“你们是老乡们养大的！没有他们，你们活不到今天！”父亲的话，我一天也没有忘记。2006年，我有了一个新身份：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研究会会长──我终于能以自己的力量为老乡们做点事情了。父亲如在九泉之下得知，他也会欣慰的。
本文选自环球网 作者：罗东进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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