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的上海滩是一座光怪陆离的舞台，生旦净末丑早就难以严格定义。我们在这里要讲述的就是一位“白皮红心”的中统特。他，就是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早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到上海发展，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在洋人、国民党左右派、共产党、青帮等各派势力之间长袖善舞，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大革命失败后，他因参与“讨蒋运动”被捕入狱，后经蔡元培保释，蛰居上海。
杨登瀛
在上海期间，杨登瀛的人生因两个人而改变。一个是广东同乡杨剑虹。1928年，已是中统大佬陈立夫、张道藩身边红人的杨剑虹被任命为驻上海特派员。由于人手紧张，杨剑虹想起了自己的老乡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杨登瀛由此 成为中统的得力干将。1929年杨剑虹因涉及贪腐案自杀，杨登瀛接任中统驻上海特派员一职。从此，他不再使用本名鲍君甫，开始用化名杨登瀛活跃于上海滩。
另一个改变杨登瀛的是共产党人陈养山。杨陈两人早在1925年就曾相识，陈养山1928年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被编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以下简称中央特科)，并与鲍君甫取得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28年5月，经陈养山牵线，特科负责人陈赓与鲍君甫会面，正式将鲍君甫吸收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在四川北路大德里的过街上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安排安娥（《卖报歌》、《渔光曲》的作者）为杨登瀛秘书。为配合杨登瀛的工作，中央特科也给他送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故意透露一些已转移的活动据点，让杨登瀛带人“破案”立功，很快获得陈立夫的信任，并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层人士建立起联系。英国探长兰普逊就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
陈养山
杨登瀛曾多次向上海的中共传递情报，帮助其完成营救、锄奸等使命。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的彭湃、杨殷、颜昌颐等人因叛徒白鑫的出卖被捕入狱，杨登瀛成为了党组织与彭湃等人的联络员，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党组织营救行动惜败。但杨登瀛将叛徒白鑫的住址和活动情况通知陈赓，使中央特科铲除了这个叛徒。1929年和1931年，在杨登瀛的斡旋下，党组织顺利营救出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1930年，杨登瀛还将共产党员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告知周恩来，使原计划与黄接头的周恩来幸免于难。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杨登瀛受牵连被秘密拘捕。1932年，杨登瀛被老上司张道藩保释出狱，蛰居上海，后调至南京任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的人员也失去了联系。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已穷困潦倒，靠摆小摊卖茶水、纸烟补贴家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杨登瀛因解放前在中统任职被公安局逮捕。陈赓曾致函证明鲍君甫的身份：“鲍君甫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
陈赓
1969年12月，鲍君甫在北京逝世，临终时曾再三声明：“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恩来是知道我的。”周恩来获悉后指示有关部门“要好好照顾鲍君甫的家属”。1976年，周恩来于重病中曾叫来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向他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鲍君甫)，并嘱咐“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燕京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