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是唯一在19世纪面临严重危机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川日本都经历了和中国清朝末年类似的问题。这四个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军事的软弱，这使它们在面临外敌入侵时非常脆弱。土耳其、俄罗斯、清政府和德川幕府的军队都曾和欧美工业化国家交战过或有过军事对抗，很快都吃惊地发现它们的军事力量比工业化国家差得太多。欧洲国家时不时地掠夺土地，或者纳入本国疆域，或者作为殖民地来统治。但是更多时候，欧美的军队利用它们的优势迫使军事弱国做出让步，从而寻求优惠条款，获得商业特权，使工业资本家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在这些军事弱国里实现巨额利润。
这四个国家另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人口压力、农业产量减少、饥荒、政府收入锐减以及各级政府腐败所造成的内部虚弱。土耳其、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都经历了严重的国内动乱，尤其是在 19世纪下半叶，农民发动起义，不同政见者要求改革，政治派系之间互相倾轧，甚至阴谋发动政变。军事的虚弱使这四个国家的统治者无法有效地应对这些国内冲突，于是欧美国家就常常以保护本国商业利益为借口进行干涉。
这样，到了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清朝中国以及日本都成为走到十字路口的社会。除非进行完全彻底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否则它们就无法摆脱国内危机，相对于工业化国家，会变得越来越孱弱。四个国家中的改革者都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如引入明文宪法、限制君主权力、使政府响应民众意愿、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调整教育体系、启动工业化进程等。很多改革者游历欧美，亲自体验立宪政府和工业化社会，并试图沿着工业化国家的道路改造自己的国家。
这四个国家都发起了积极的改革运动，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在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清朝中国，统治者和富有阶层对改革十分警惕，并且抵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地位的变革。这三个国家的改革步履蹒跚，小心翼翼，甚至中途夭折。到了 20世纪初，奥斯曼王朝、罗曼诺夫王朝和清王朝都濒临崩溃。但是在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已经垮台，无法阻止变革了。日本的改革比其他几个国家更彻底，到了 20世纪初，日本已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并准备向更广阔的世界扩张其影响了。
一、衰落中的奥斯曼帝国
领土范围不断缩小的奥斯曼帝国
在18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经历了军事上的衰退，其统治经常面临挑战。到19世纪初，帝国政府已无法避免欧洲的经济渗透，也无法阻止领土分裂。当政府为复兴帝国的活力启动改革时，埃及和其他北非省已宣布独立。而欧洲国家则在奥斯曼帝国西北部掠夺领土。与此同时，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预示着这个有多种语言的帝国的分裂。这个强盛一时的王国日渐衰落，其王权也要靠在这里进行经济掠夺的欧洲势力来维持。
1、衰落的本质
到17世纪晚期，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扩张的极限。土耳其军队在战场上遭受了惨败，尤其是在与奥地利和俄罗斯人的作战中。土耳其军队在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和训练上，此时均已落后于欧洲军队。同样严重的问题是作为精锐部队的近卫步兵军团的纪律败坏，从 15世纪起，这支队伍就是帝国军队的骨干。在17世纪和18世纪，近卫军连续策划了几起宫廷政变，在19世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近卫军忽视军事训练，对武器技术的发展熟视无睹，其军事能力不断下滑，相对于周边强大的国家来说，奥斯曼帝国变得脆弱了。
军事力量的衰弱转而造成了中央政府效力的衰减，中央政府正逐渐失去对各省的控制，权力旁落到地方官员手上。到19世纪早期，半独立的地方长官和地方显贵建立了由雇佣兵和奴隶组成的私人武装，通过支持伊斯坦布尔的苏丹来换取对自治的承认。这些独立的统治者还使越来越多的财政和行政机构服务于他们自己的利益，将税收中饱私囊，只是象征性地向帝国国库支付很少量的税金，因此掠夺了中央的财政收入。
经济衰落加重了奥斯曼帝国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恶化。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在奥斯曼帝国领土上进行的贸易总量始终在下降，越来越多的欧洲商人绕过帝国，直接与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的贸易伙伴进行交易。到18世纪，欧洲贸易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区域，而奥斯曼帝国在那里没有任何势力。
2、改革和改组
为了应对不断加深的危机，奥斯曼统治者启动了一系列的改革以强化和保护国家。改革的努力最早开始于 17世纪，苏丹试图限制税收，提高农业产量，并且消除官员腐败。改革持续到 18世纪，苏丹谢利姆三世（1789-1807年在位）在位时，改革了军队。他以欧洲正规军为参照，重新改组军队。但是由欧洲教官训练、装备现代化武器的新式军队的出现，威胁了作为精锐的近卫步兵军团。近卫军发动叛乱，屠杀新式军队，并且囚禁了苏丹。当谢利姆的继任者试图重建新式军队时，近卫军团杀掉了王室所有的男性成员，只留下了谢利姆的一位表弟作为苏丹，即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
马赫穆德的改革计划是按照欧洲的路线重塑土耳其的组织制度。首要的就是要建立更有效率的军队。欧洲的教官让土耳其士兵们穿上欧式的制服，并指导他们使用欧洲的武器和战术。他的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中等教育体系，帮助在清真寺学校里受过基础教育的孩子们进一步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学科。为了让他的政府更有效率，苏丹还建立了欧式的内阁，建设新型铁路，铺设电报线路，创办邮政服务。到 1839年马赫穆德去世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在规模上收缩了，但是比起17世纪早期以来的状况，变得更易管理，也更强大了。
二、压力下的俄罗斯帝国
像奥斯曼帝国一样，俄罗斯帝国也经历了战场上的挫败，暴露了俄罗斯在经济和科技上与西欧列强之间存在的差距。为了保持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沙皇政府着手开始了一项改革计划。这些努力的基础是解放农奴。社会改革为政府发起的工业化进程铺平了道路，使俄罗斯社会在 19世纪最后十年发生转型。但是政治自由化并没有和社会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因为沙皇拒绝放弃其独裁权力。压制性的政治环境激起的反抗运动在 19世纪晚期日益激烈。到了20世纪初，国内的不满到达极限，爆发了革命。
1、社会改革
19世纪中叶，沙俄开启农奴制改革
19世纪，沙皇统治下的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的帝国疆土从波兰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只有一半的人口讲俄语或信奉俄罗斯的东正教。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通过专制政体统治这个广袤多样的帝国，所有的立法提案都出自中央。沙皇的统治基础是俄罗斯东正教和有权势的贵族阶层。贵族阶层拥有全国大部分土地，并享有税收豁免和兵役豁免权。农民组成了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大多是被束缚在其所耕种土地上的农奴。农奴制几乎和奴隶制一样残酷。
相应地，俄罗斯社会改革的关键是解放农奴。对农奴制度的反抗从18世纪起就稳步升级，反对者中不仅有激进分子，还有高层官员。一些人在道德层面上反对农奴制度，而更多人则认为这种制度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国家生存的障碍。除了经济效率低下，农奴制还是乡村不稳定和农民暴动的根源，在19世纪前40年里已经发生了几百次起义。政府试图平衡地主和农奴的利益，但是解放条款上的种种平衡措施令大多数农民不满意。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失去的土地和在这些土地上耕种的农奴进行补偿。农奴获得了自由，逐渐免除了劳作义务，并有机会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农民没有获得什么政治权利，还不得不为所获得的土地交纳赎金。很多失望的农民认为，统治者是在强迫他们为本来就是他们的土地付钱。只有一少部分农民变得富有，并且因为解放而提高了地位，但是大多数人发现他们背上了一辈子的债务--这是造成疏远和激进的根源。解放农奴几乎没有带来农业产量的增加。
2、工业化
虽然俄罗斯的工业化发生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但是和西欧的工业化有很大不同，其发展的动机是政治和军事，其动力不是来源于企业而是政府。工业化进程一开始很缓慢，但是在19世纪的最后 20年中却突飞猛进。
俄罗斯工业化进程的首要推动者就是在1892-1903年担任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利用自己在政府的所有权力，维特实施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他的工业政策的核心是一项巨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铁路连接了俄罗斯帝国的广袤区域，并且刺激了其他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新的铁路跨越西伯利亚，使得在西伯利亚进行大规模的定居、开发和工业化成为可能。十年间，维特体系在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农民起义和产业工人罢工也表明，全国大部分人口不愿意忍受伴随着维特政策而来的生活水平的降低。经济上的剥削和缺乏政治自由使工人们越来越容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地下运动迅速在他们中间开展起来。
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加强工业化的结果不满意。除了外国投资者以外，成长中的俄罗斯商人阶层也从政府保护本国产业和利润的政策中受益。俄罗斯企业家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因此他们对政治体系几乎没什么抱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资本家在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有理由去挑战绝对君主和贵族的权威，但俄罗斯的商人们基本上不会去挑战沙皇的独裁统治。
三、被包围的中华帝国
19世纪，中国清朝的皇帝经历了比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更多的困难。欧洲势力对清朝军队实施了军事打击，强迫中国统治者接受了一系列屈辱条约。这些条约削弱了中国的主权，将中国瓜分为不同的势力范围，为它们的经济掠夺打下了基础，也极大削弱了清朝统治者处理国内混乱的能力。政府在疲于应付国外挑战的同时，还要面对危险的内部动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夹在来犯的外国人和国内起义之间的中国统治精英展开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以维持社会秩序和清朝政府的统治。但是这些改革的效果非常有限，到20世纪初，中国已经处于极其虚弱的状况。
鸦片贸易是非法的，但是在中国可以持续几十年不衰退，因为中国政府在法律的执行上，没有任何作为。事实上，腐败的官员们经常通过允许非法交易而中饱私囊。到了19世纪30年代，政府官员开始意识到，中国已经同时出现了贸易和毒品问题。鸦片贸易不仅使中国流失了大量白银，还在中国南方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1839年，中国政府加快了禁烟步伐，任命正直清廉的林则徐负责消灭鸦片贸易。林钦差行动迅速，没收和销毁了大约 2万箱鸦片。他的不妥协政策激起了一场战争，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
1、太平天国起义
太平天国运动代价沉重，它夺去了2000万至3000万人的生命，农业产量急剧下降，人口大幅减少
19世纪末中华帝国的软弱不仅是因为外国的入侵，内部的动乱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大规模的叛乱反映了中国农民日益加重的贫困和不满。从1800年到1900年，中国的人口从3.3亿上升至4.75亿，增幅超过50%。而同期可耕种的土地却增长缓慢，人口增长带来了中国资源的紧张。土地集中在富有阶层，政府官员的大范围腐败，以及日益增加的鸦片贸易，都加剧了农民的不满。1850年以后，起义遍及中国各地，淮北的捻军起义（1851-1868），西南的苗族起义（1855-1873），以及西北的回民起义（1862-1878）都反映了农民的不满。在各种起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几乎横扫整个中国，把清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太平天国过于激进的纲领使得中国的士绅阶层都站在了清政府一边，维护已有的秩序。当由满族士兵组成的皇家军队无法平息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建立了由汉族士兵组成、由士绅阶层成员指挥的地方武装。这种变化得到了慈禧太后（1835-1908）的支持。在欧洲顾问和武器的帮助下，这些地方武装逐渐击败了太平天国。到1864年年底，太平天国起义失败。这次起义代价沉重，它夺去了2000万至3000万人的生命，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在被战争摧残过的地区，民众经常要以草根、皮革、麻绳甚至人肉为食。
2、失败的改革
太平天国起义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面对外国的侵略势力和在国内起义中遭受蹂躏的土地，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帝国想要生存就必须进行变革。从1860年到1895年，清朝当局尝试构建一个高效、仁慈的儒家政府，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采用外国技术来加强国力。
最有想象力的改革方案是洋务运动（1860-1895），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兴盛。中央授权一些地方领导人筹办军队、征税和建立官吏体系，从而推行了军事和经济改革。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秉承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口号，试图将中国文化传统和欧洲工业科技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方面保有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力图重建稳定的农业社会，另一方面兴建现代船厂、修筑铁路、建立武器工业、开办高炉炼钢厂，并创立学院培养专业科技人才。
洋务运动虽然为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只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表面的变化。到了1898年，外国势力将中国瓜分为不同的经济势力范围。清政府无力抵抗外国列强的要求，给予列强修建铁路和开矿的独家经营权，山东省的给了德国，南部边境省份的给了法国，长江流域的给了英国，东南沿海省份的给了日本，东北的给了俄罗斯。只是因为外国势力之间的不信任和冲突，才使中国免于完全解体。
1898年，这些挫折激发了雄心勃勃但过早夭折的百日维新。这场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是学者康有为（1858-1927）和梁启超（1873-1929），他们印刷了一系列小册子，重新解释了儒家思想，为帝国体系下发生的巨变进行辩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追求的并不是保持中国的农业化社会和文化传统，而是再造中国并使之转变为强有力的现代工业化社会。年轻而开明的光绪皇帝被他们的思想打动，启动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计划，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保障国民自由，根除腐败，重塑教育体制，加强外国在中国的影响力，使军事力量现代化，并刺激经济发展。皇族成员和他们在士绅阶层的同盟，以及年轻皇帝的姨妈--残酷无情但大权在握的慈禧太后--对大范围的改革反应强烈。仅仅在 103天后，慈禧太后废除了改革法令，将皇帝囚禁在紫禁城内，并处死了六名改革领袖。改革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
四、日本的转型
1853年，一队美国炮舰驶入东京湾，要求和日本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欧洲国家的代表也迅速加入了美国在日本的行动。全副武装的外国势力胁迫德川幕府将军和他的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提供类似于它们已经在清朝中国获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日本国内的反对势力利用耻辱的外国入侵作为借口，推翻了声名扫地的德川将军和幕府统治。1868年重新恢复皇权之后，日本的新统治者致力于日本社会的转型，以获得同外国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平等地位。明治时期开始的变革使日本成为东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强国。
1、从德川幕府到明治天皇
19世纪初，日本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衰退的农业生产力，周期性的谷物歉收和饥荒，以及苛捐杂税造成了经济困难，在乡村有时甚至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一小部分耕种者在这一时期变得富有，但是大部分人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土地，变成佃农。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寻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城镇的经济条件也并不比乡村好。由于稻米和其他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城市的穷人经历了赤贫和饥饿。即使是武士和大名也面临着困境，因为他们陷入了对逐渐强大起来的商人阶层的债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日本经历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反抗和起义。德川幕府以保守的改革作为应对，强迫住在城市里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耕种稻米，反而招致了强烈的反对，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下台。
德川幕府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外国势力坚持要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从 1844年开始，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船只来到日本寻求建立关系。尤其是美国，试图寻找一些港口，以便让其太平洋商船和捕鲸船队停靠，进行燃料和日用品的补给。形势在 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开到东京湾时，发生了突然的改变。美国舰队要求幕府将军开放日本，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并签订友好条约。幕府将军没有其他选择，于是马上同意了要求。
2、明治维新
明治天皇的复位使政权重新回到天皇手中，结束了从1185年开始的一系列将军的统治。这一事件还标志着一个新日本的诞生。为了能够和外国列强势均力敌，由大名、皇室亲王、宫廷贵族以及武士组成的保守联盟建立了一个新政府，致力于 "富国强兵 "这一双重目标。明治政府以欧洲工业化国家和美国为榜样，从这些国家获取知识和专家，以增强日本的国力，赢得对不平等条约的修正。明治政府派出很多学生和官员到海外去，学习从科技到国体的所有知识，还聘请外国专家来协助经济发展和培养本土专业人才。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
明治领导人的首要目标是强化中央集权。改革者们说服大名将土地让渡给君主以换取"华族"的名号后，将原有的藩国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府县。改革者们进而任命新的地方长官，以防止旧藩国的复苏。这样，很多大名发现自己实际上被剥夺了权力。政府还废除了武士阶层以及支撑这一阶层的薪酬。同时被剥夺的还有大名和武士们以佩剑和梳顶髻表明其军事地位的权利。当明治领导人招募军队时，他们还剥夺了武士们在几个世纪里对军事的垄断。这些行为使很多武士感觉到自己被出卖了。
经济举措和政治改革是同步的。明治政府认为强有力的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兴建了现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础设施。电报、铁路以及蒸汽轮船航线的建立把地方和区域市场连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政府还通过废除行会限制和内部关税，去除了商业和贸易壁垒。为了提高国民的识字率--在19世纪，男性为40%，女性为15%--政府引入了普及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体系。这些基础设施支撑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将日本转变为强有力的工业社会，并为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做好了准备。对于寻求结束屈辱条约的明治政府来说，取得和西方欧美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地位是首要目标。1899年，日本取消了治外法权，1902年，日本作为平等势力和英国缔结同盟，以及在战胜中华帝国（1894-1895）和俄罗斯帝国（1904-1905）时所显示出来的令人信服的军事实力，这一切都标志着日本的卓越发展。
（本文节选自《新全球史》（第五版），作者：杰里·本特利，因篇幅所限，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