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及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签订《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成功收回了被沙皇俄国掠夺了50多年的天然良港旅顺的主权。
1953年夏，在旅顺港回归祖国的时候，苏联政府将一艘潜艇已经失去了自身动力、无法航行潜艇慷慨地赠送给了中国海军。
这艘潜艇属于c型潜艇，服役年限已超过60年，老掉牙了，从表面上看，就是一堆废铁。
但我海军还是把这堆废铁当成宝贝疙瘩，在高度机密的情况下，用拖船将它从旅顺拖拽到青岛港。
也就是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海军有了走向海洋的第一代现代兵器——第一艘常规潜艇。
苏联既然已经有了慷慨赠送废弃潜艇的做法，就说明了这其中有生意可做。
果然，1954年，我国和苏联成功地做成了两笔买卖：一、于6月19日购买了其两艘旧式潜艇，分别命名为“新中国11号”和“新中国12号”；二、于7月22日购买了两艘斯大林级（c级）中型潜艇，排水量860吨，命名为“国防21号”和“国防22号”。
从此以后，我国算是有了自己的潜艇群。而且，我国的船舶工业也开始了常规潜艇的仿型设计、建造工作。
可是，1957年，在我们在连常规潜艇尚不能自主研制的情况下，主管军工生产和军队的装备工作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被来自美国的几则电讯震惊住了。
电讯上报道：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从1954年初下水，一直在海底潜艇，到1957年4月浮出海面第一次更换燃料棒时，总航程已高达6万多海里，就是这么遥远的潜艇距离，“鹦鹉螺”号仅消耗了几公斤铀！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须知，常规潜艇航行同样的距离，要消耗大约8000吨燃油，价值约为197万美元。
而要给潜艇供给这么多燃料，光运输的油罐车就高达217节，这217节油罐车加在一起的长度就长达3.2公里！
显而易见，潜艇的远航能力在决定着潜艇的作战能力。但潜艇体积的限制和对燃料的消耗，使潜艇的优点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现在，美国人以核动力推动核潜艇，核潜艇只需携带很少的核燃料就可完成漫长的远洋航行；则其长期潜伏的能力和灵活多变的机动作战能力成为了水面舰艇的克星。
实际上，美国海军还沾沾自喜地披露出一个讯息：“鹦鹉螺”号在历次演习中遭受了5000余次攻击。根据这个数字推演，若是常规动力潜艇，它将被“击沉”至少300次以上，而动力十足、灵活轻捷的“鹦鹉螺”号在5000多次攻击中仅被“击中”3次。
可以说，“鹦鹉螺”号已充分展示出了核潜艇的作战能力以及令人恐惧的隐蔽性和灵活性。
美国人称，核潜艇拥有绝对的报复力，有了绝对的报复力，国家才有绝对的安全。
读着这些电讯，聂帅久久说不出话来。
几天后，聂帅亲自写了一份《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将报告连同他读过的这几则电讯一并送呈到毛主席的案桌上。
毛主席读了这些材料的心情和聂帅是完全相同的。
仅仅两天之后，中共中央便批准由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中将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海军科学研究部部长于笑虹具体负责。
想想看，这个时候，我们连常规潜艇尚不能自主研制，居然上马研制导弹核潜艇，这，在很多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另外，特别要说明的是，我国的核潜艇的研制是和其他核武器的研制同时进行的。我国这时候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懂核技术的人才。核技术属于高度核心机密，我们是很难从美国和苏联处获得的。彼时，我国核潜艇研究人员手中只有两张外国杂志《简氏防务年鉴》上发表的有些模糊的核潜艇外形照片，至于核潜艇的内部结构和核动力装置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
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偶然发现有人从境外带回一个玩具潜艇，我们也反复揣摩、研究，想从中得到某种启发。”
黄旭华所说的核潜艇儿童玩具是美国生产的，做得很逼真，但市场上很快就不销售了，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它泄密了。
这种情况下，“造船技术研究室”和原子能研究院迫切想从“老大哥”苏联处获得到技术援助。
7月19日，罗舜初、张连奎在报告中提出：“虽然已自力更生为主，但某些关键问题需请苏联帮忙。”
恰好，1958年10月，苏联邀请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赴苏谈判。于是，薛宗华副部长就抓紧时机组织代表团带去向苏方请教有关核潜艇的研制问题。
然而，海军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了两个多月的马拉松式的谈判，苏方始终不肯松口答应给予相应的援助，最后甚至还推说不知道苏联已有核潜艇。
这次赴苏之行，无功而返。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
毛泽东趁着这样一个机会，亲自出面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气，鼻子哼了哼，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赫鲁晓夫的傲慢严重地伤害到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当初，苏联曾想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毛泽东就怒不可遏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连半个指头都不行！”毛泽东还气呼呼地对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盟友说：“要是这样，你们把中国所有海岸线都拿去好了，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
这次，毛泽东没有发作，只把自己要说的话从牙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
形势严峻如此，中国只能丢掉幻想，立足国内，完全依靠自力更生进行核潜艇研制。
毛泽东愤然宣布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然而，研制核潜艇的道路上却是那样漫长、遥望，望不到尽头。
我们的核潜艇设计基础完全是从零开始，而且，接下来，受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负责研制核动力装置，他回忆，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研究室共五十多人，超过80%人员得了浮肿病或者因为转氨酶偏高而戴上肝炎疑似的帽子。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室也没有一个人请假休息，而是怀着一定要研制出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决心拼命工作。当时大部分同志只懂俄语，为了借鉴国外核电站、核商船的技术资料，他们还要抽出时间努力学习英语。“大家抱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决心，自觉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意志，一股劲头，咬紧牙关，克服暂时的困难，真正做到‘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而忘我工作”。
到了1962年，浓缩铀供应不足，国家经济困难，已经无力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三个大摊子。
这样，中共中央只好忍痛割爱，停止了核潜艇研制，集中力量搞“两弹”。
1964年10月16日，中国人第一次成功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次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直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瑞典乌菩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这次爆炸所发出的震波能量。
中国人从此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中国人民的志气大长，中国科学工作者的自信心大大提高。
1965年3月2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
核潜艇技术工艺复杂，一艘核潜艇就是一座浮动的海上科学城。一艘核潜艇的发电量可以满足一座中等城市的照明用电。参与这些材料设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的计有两千多家工厂，协作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在彭士禄等人夜以继日的辛勤操作下，船用核反应堆很快研制成功——美国人折腾了十多年的难题，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拿下了。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攻击型鱼雷核潜艇正式下水，中国人终于实现了“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的铮铮誓言，新中国人民海军装备真正实现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