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于10月1日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唐绍仪与日伪往来，但终究没有扮演傀儡角色，还表示“作傀儡则万难办到”的决心，可称“ 晚节未失”。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在民国初一二十年间，唐绍仪可说是声名显赫，在政坛上极为风光。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之职，唐绍仪出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1919年南北议和时，唐绍仪为南方首席代表，举重若轻，唇枪舌剑，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与外交才干。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唐绍仪开始从政治上淡出。蒋介石上台后，他也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如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蒋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拒不到任。平日或游山玩水，或闭门吟诗，对政治似乎是不闻不问。
1932年，南京政府批准广东中山县为模范县，任命唐绍仪为中山县长。中山虽是县制，但因是中山先生的故乡，名门大族集中，且行政上自治，地位特殊，经费充裕，也并非一般人所能染指。唐绍仪本是中山人，不嫌官小，欣然前往担任县长。不料好景不长，唐绍仪得罪了两广实力派人物陈济棠，连个小小的县长都做不稳，后来矛盾激化，被排挤出广东这块地盘。他原本志不在此，从中山县长任上退下来后，干脆来沪做寓公。毛泽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能上能下，上能做内阁总理，下能当中山县长，这个人就是指唐绍仪。
经过如此漫长的政治生涯，卸下公职的唐绍仪，优哉游哉之中，不免有一种寂寞之感。他住进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今武康路)的一座花园洋房里，偌大的楼房和草坪，只有几个仆人与他住在一起。不久，“八一三”抗战爆发，日本大兵在上海耀武扬威，海军陆战队的刺刀闪烁着逼人寒光，一卡车一卡车地开来驶去。但唐绍仪所在的法租界依旧灯红酒绿，洋溢着迷人的异国情调，只是大批的难民涌进，给这畸形的繁华景象笼罩了一层阴影。
唐绍仪的别墅附近，法租界警方采取了特别保卫措施，派出不少安南巡捕往来巡逻，并在门口设岗，不准闲人随便进出。既然如此，他也就乐得逍遥自在，深居简出，暂且做做海上寓公，待机再起。每天早上，先到四马路(今福州路)上的杏花楼喝早茶，除了精美的广帮糕点外，他还要喝点人参汤、鹿茸汤之类，以补养元气。平素在家中，则以欣赏古玩自娱，尤对瓷器有特殊兴趣，可谓行家里手，面对历朝珍品，每每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想以后的杀身之祸，竟也与此直接有关。
脚踏两头船惹祸上身
唐绍仪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租界寓公。日本侵略军当局在占据上海后，便打起了唐绍仪的主意，秘密制定所谓“南唐北吴计划”，其主要内容是“起用唐绍仪及吴佩孚等一流人物”，“建立和平政权”，以取代蒋介石为“谈判”对手。在华的日军大小特务，纷纷奉命出动，从各方面加紧策划，很快，唐绍仪与日本特务秘密接洽的流言就传开了。
事出有因。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老牌特务土肥原来上海，想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出山做总统。那天，土肥原由唐的 “乘龙快婿”、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岑德广陪同，坐车前往福开森路唐宅。岑由日本贵族学校出身，此时早已在上海落水，因精通日文，故由他兼任翻译。据史料记载，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曾小心翼翼地试探：“阁下能否起草一份‘和平通电’或‘和平救国宣言’?这是我们建立新政权的第一步。”至于这次会谈的内容和结果，迄今不得而知。
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并非他仅是一个值得抬出的大人物，而是认为他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和泛亚主义情绪。两人也不是初交，早在抗战前就有交往。对于外间纷纷扬扬的传言，唐绍仪也只以外交辞令推托道：“一生政治活动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皆视为痴人说梦。”
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自然不敢懈怠，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监视严密。军统头子戴笠，正因近期的情报和除奸工作开展不力，受到上峰批评，正惴惴不安之间，见到手下送来的唐有落水可能的情报，喜出望外，以为有了一个重大的除奸对象，一面立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一面又命令手下加紧监视，哪怕鸡毛蒜皮之事也须一并报来，不得延误。
蒋介石得知唐绍仪与日本人接触频繁，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虽已退出政坛，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元老，如果果真落水，岂不坏了国民党政府的名声?但仓促下杀手，又查无实据。遂先礼后兵，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馈赠津贴，委以官职。孔祥熙就对他说，“少老(唐绍仪字少川)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唐的另一个女婿诸昌年，也受指使来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若能先到武汉，当委以外交委员会主席之职。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面对这些规劝唐绍仪回答说：“请诸位朋友放心，我唐某宁做亡国奴，不去当汉奸。若有机会，一定去港。”又说：“等把上海一些家务事料理完毕后便动身。”话是如此说，却一直迟迟未见动静。不久，戴笠便发出了刺杀令。
大花瓶里的小钢斧
法租界唐寓，宅前巡捕警戒森严，家中保镖仆人众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暗杀之地。戴笠从8月间布置下手，到9月30日唐绍仪被刺身亡，先后设计过几个方案，但均因种种原因作罢。后来他们探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对历代瓷器珍品最是喜欢，一直不惜高价搜求。这正是天赐良机。
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身着便装的军统人员，冒充古董商人，驾车直开唐宅。谢是唐绍仪一个故友的弟子，常去唐绍仪处走动，这次也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安南门卫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一行人领到会客室坐定后，唐绍仪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趋前，脸上堆出笑容：“老爷，法租界难民中不少人带有值钱的古董，愿廉价出让。”又指着这几位“古董商人”说：“他们知道老爷喜欢，特选几样送来。恭请老爷过目。”说完，递过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
唐绍仪手拿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一一仔细观看，连声赞道：“好东西!好东西!你们开个价吧。”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算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扬长而去。原来，这只是军统行动人员的一次演习，以确保今后下手万无一失。他们以后又来了几次，几次下来，他们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总是亲自接待来访的古董商，对特别珍贵的货，还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正是下手之机。
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抵南京组织新内阁，孙中山与唐绍仪在总统府前合影。
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9月30日上午，秋风细雨，沉沉阴霾。一辆蓝色轿车直驶唐宅大门口，从车上走下谢志磐与另外三个人，安南门卫见是熟客，拉开铁门放行。谢身穿蓝色西装，老牌军统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着淡灰色哔叽长衫，两人并肩而行，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有古董的大皮箱。箱内确有好货：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据说是抗倭名将戚继光所佩之剑，另有古玩数件。尚有锋利的小钢斧一把，就藏在那只南宋大花瓶内。
一行四人来到客厅，管家早已上楼禀报唐绍仪，说谢大少爷又带人来出售古董，请老爷下楼过目，不多时，唐绍仪下楼与来人略事寒暄。宾主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口称：“此剑系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请唐总理过目。”唐绍仪接过宝剑，略一把玩，眉头微皱，摆出一副鉴赏行家的口气说：“恐非真物也。明朝军人已多佩刀而不佩剑，时戚将军与倭寇锋镝对峙的，也是有名的日本倭刀。”两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这时，唐绍仪为缓和一下气氛，对站在一边的佣人说：“给客人点烟。”但房间内找不到火柴，佣人即出外去取，赵理君见时机已到，用眼色示意李阿大下手。
当唐绍仪转身低头凝视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不及哼声，便颓然倒下，当时脑浆飞溅，鲜血喷涌。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让众人赶快出门上车，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口中振振有词，连称：“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带上房门出来，四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的保镖、仆人见这般光景，也无疑心。他们紧一步慢一步地出得门来，坐上那辆一直没有熄火的蓝色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几个仆人隐约记得车牌是6312号。
戴笠杀人灭口
法租界巡捕房接得唐绍仪被刺报告后，迅即出动大批武装巡捕奔赴现场，另派装甲车一辆镇守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6312号蓝色轿车。中午时分，一辆装甲车在麦琪路(今乌鲁木齐中路)姚主教路口，找到了空无一人的蓝色轿车。经查，该车车号为6312，系某出租汽车公司所有，于数天前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凶手显然有备而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另一路巡捕根据唐家人提供的谢志磐家地址，直扑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75号搜捕，但早已是人去楼空了。
唐绍仪被刺后伤势极重，急送附近的广慈医院抢救，到达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了强心针，又输血2000cc，仍不见效，神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在法租界捕房验尸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后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身后事倒不算寂寞。
再说几个刺客辗转逃脱后，径直投到重庆戴笠门下邀功请赏。赵理君被委任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科上校科长，王兴国、李阿大也各有所用。唯那个被收买的谢志磐不够老练，事后一直惊惶如丧家之犬，又因与唐绍仪有特殊关系，逃到重庆后便有点精神失常，时常自言自语地说：“我对不起唐伯伯!”也无法安排他工作，让他在一家旅馆暂且住下。不久，据说得了精神分裂症，被送入一家医院诊治，关在一间特别监护病房中，但毛病反而越来越重。他偷偷地在身边裤袋里装了一支手枪，说是有人要加害于他，一只手总是插在裤袋里。一天，重庆侦缉所的几个特务前往这家医院公干，发现谢的病房紧关着门，便从门上气窗探看，谢一惊之下，拔枪便射，这几个一齐还击，当场打死了谢志磐。事后有人说，这是戴笠的杀人灭口之计。
首任民国总理惨遭错杀
清末民初政坛上曾有一位涂抹着历史过渡时期浓厚色彩的著名人物，那就是晚清尚书、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他宦海浮沉五十年，经历过若干重大政治风暴和漩涡，终而死于非命，成为一位引人争论的历史人物。
唐绍仪虽在清末居于高位，但他既不是书香门第，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下的“正途”出身。他于1862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一个有一定“洋味”的家庭中，父亲唐巨川是茶叶出口商，族叔唐廷枢是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员。唐氏本人则在二十三岁时就以清朝第三批留学生资格出洋。经过七年苦读，接受了西方教育后便奉命归国任职，不久即被派往朝鲜，开始了在朝鲜的十六年外交生涯。他在这段漫长的宦途中不仅历练了政务才智，还结识了野心勃勃的袁世凯。
他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清末任津海道、邮传部尚书;民国建立后唐被优选为首任总理，成为显赫一时、享誉中外的政坛人物。抗战发生后，他由香港还居上海，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作“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蒋介石地位而代之。日本许多特务首要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出任伪职之说通过各种渠道在流传散播。
唐绍仪是历经政治风云，老于世故的成熟政治人物，对于自己出处的荣辱得失，是有充分考虑的;但又以身居日寇包围中的孤岛上海而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便采取与各方暧昧不明的态度，这就不能不引起各方的揣测，而置自身于险境。
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还有所顾忌，不敢公然与日伪勾结，若唐绍仪出主南北统一的伪政府，可能会拉走一些党国显要而使其大扫面子，这对蒋介石的地位显然构成威胁，加以传说蒋与唐曾有宿怨，因此决心演出杀鸡儆猴的把戏来威慑异己，而责成军统执行。
1938年9月30日晨9时许，经过军统方面的精心策划安排，一辆黑色小轿车载着三个不速之客停在福开森路上一座漂亮的花园楼房前，两个商人打扮的人各携小木箱，另一人原系唐府旧随从人员谢志磐。正因为谢是经常来往的旧人，所以应门者毫不犹豫地将来客让入客厅，并从楼上请下主人后即退出。时间仅仅只有十几分钟，客人就携箱辞出登车疾驰而去。正当门卫有所疑惑时，客厅中已传出主人被害的呼叫声。原来唐绍仪已被谢志磐等三人奉军统之命所砍杀，横尸厅堂。次日，这一惊人消息不仅遍及沪滨，而且各报又竞相刊发具体情况，成为社会各界议论不休的话题。
刺唐杀手无疑是军统所派，据台湾出版之《中外杂志》所载军统北平站站长的回忆录中说：“因唐已定意作汉奸，故予处决。”此为“必杀论”。
1987、1989年曾在珠海召开过两次唐绍仪研讨会，唐绍仪之死成为会议的热点，沈醉先生也与会并发表了意见。他原是个中人，应该深知其事，并能作出准确解释和判断的。他认同刺唐是军统的奉命行事，但却称这是“误杀”。我不能苟同“必杀”与“误杀”的说法而在会上提出了“错杀论”。所谓“ 必杀”者是罪有应得之杀;“误杀”则是二人同行，应被杀者未中而不应被杀者却被杀，方能称为“误杀”，以示被误杀者为无辜。军统刺唐则是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由专人执行专案，断然“处决”未构成犯罪事实的“罪犯”，岂非“错杀”!
当时国民党政府也已在事实上承认“错杀”，所以事发之后，军统即于10月1日建议“专电慰问唐氏家族，或由中央明令褒恤”，10月5日，由国民党政府明令褒扬，拨发治丧费5000元，宣付国史馆立传以掩饰其“错杀”之误。唐绍仪与日伪有所往来，态度不够明朗，确实未能善保晚节;但终究没有扮演傀儡角色，而且还表示过“如要我和子玉(吴佩孚)出作傀儡则万难办到”的决心，则仍可称“ 晚节未失”。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