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耶律氏，在通婚方面有一个铁的规定，即《辽史·天祚纪》中说的“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从阿保机的四世祖萨剌德开始，耶律氏和述律（后改为萧）氏，就建立了牢固的嫁娶关系。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通婚模式，不仅巩固了耶律氏在契丹社会的统治，同时也形成了萧氏对大辽皇后的垄断。“萧氏家传内助之风”（《辽代石刻文编》），就是对这种现象的绝佳概括。不料，中途却闯进了一个陌生女人。
翻开《辽史·后妃列传》，生前被皇帝立为皇后的共十二人，她们依此是：太祖皇后萧（述律）氏、太宗皇后萧氏、世宗皇后萧氏、世宗妃甄氏、穆宗皇后萧氏、景宗皇后萧氏、圣宗皇后萧氏、圣宗皇后萧氏、兴宗皇后萧氏、道宗皇后萧氏、道宗惠妃萧氏、天祚皇后萧氏。毫无疑问，其中的甄氏，就是这位踏进辽河流域的不速之客。她的出现，不仅引起了大辽朝野的一片哗然，同时也搅乱了耶律氏与萧氏交互为婚的传统。
除此之外，这个陌生女人还创下了大辽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多项记录。她是大辽唯一的一位异族皇后，是大辽唯一的一位异姓皇后，也是大辽唯一一位在行军途中册立的皇后；大辽曾一度出现过两位皇后比肩并立的奇怪现象，她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比皇帝年长十二岁，登上了中国历代帝后“姐弟恋”之年龄差距的最高峰；她和皇帝、皇太后以及另一位皇后，四位顶尖人物一起遇难，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这个陌生女人究竟是谁？什么来历？按照常规，《辽史·世宗本纪》中，至少应该记载“某年某月被册立为皇后”，可史官对这位皇后却只字不提；《辽史·后妃列传》中，也只有寥寥数语：“甄氏，后唐宫人，有姿色。帝从太宗南征得之，宠遇甚厚，生宁王只没。及即位，立为皇后……景宗立，葬二后于医巫闾山，建庙陵寝侧。”身为一代皇后，她的籍贯不明，来路不清，这着实让人费解。显然，甄氏是被人蒙了脸。
为了解开谜团，笔者查阅了《契丹国志》。该书收录了五代南人记载的契丹资料，很有参考价值。据《契丹国志》记载：“世宗皇后甄氏，汉地人，后唐潞王时为宫人。世宗从太宗南入大梁，得之宫中。时后年四十一岁，……葬于医巫闾山，立陵其侧，建庙树碑。”对照《辽史》，除“后唐”、“宫人”、“南征”相吻合外，《契丹国志》还记述了甄氏是汉人，是“潞王”的宫人，是辽世宗从“大梁”的“宫中”得到的。
众所周知，大梁是开封别称，也称汴梁、汴京、东京等。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相继建都于此，唯独后唐在洛阳建都。再者，耶律阮只随辽太宗南征过一次，即会同九年（946）的伐晋之战。三者，耶律阮此次随驾南征，还有顺便“求父遗骸骨”（《契丹国志》）的目的，这一点，《辽史·地理志》也可以佐证：“大同元年（注：947），世宗亲护人皇王灵驾归自汴京”。可见，耶律阮得到甄氏，不是在后唐，而是在后晋。
《辽史》和《契丹国志》均称甄氏是后唐宫人，这说明她入宫时间是在后唐。那么，甄氏哪一年成为后唐宫人的？《契丹国志》中，专门提到了潞王。潞王，即李从珂（885—936），长兴四年（933）封潞王，次年（934）称帝。这一年，甄氏（906—951）已经二十九岁，如果没入宫的话，孩子也早会打酱油了。再者，李从珂之妻刘氏“性强戾”，李从珂“深惮之”（《旧五代史·唐列传》），断然不敢有别的想法。
显然，李从珂称帝前，甄氏就已入宫。后唐共传四帝，依次为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李从厚战战兢兢地当了不足半年皇帝，就被人灌了毒酒夺了权，他没有心思去搞这些。李嗣源他生活俭朴，不喜欢声色淫乐，即位之初便下令“量留后宫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御厨五十人，自馀任从所适。”（《资治通鉴·后唐纪》）史籍中也没有记载他再选宫人。所以，只有李存勖能让甄氏成为后唐宫人。
同光三年（925），洛阳宫殿建成，李存勖“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进采择民间女子，远至太原、幽、镇，以充后庭，不啻三千人”。（《资治通鉴·后唐纪》）二十岁的甄氏，应该这时被掠入宫。次年四月，李存勖在洛阳被杀，混乱中，“宫人多逃散”。甄氏如果也逃了，就不会成为李嗣源时的“后宫百人”之一，就不会从后唐沦落到后晋，就不会成为耶律阮的战利品，“帝从太宗南征得之”（《辽史·后妃列传》）就要改写。
明明是两朝宫人，偏写成一朝；明明是“得之宫中”，偏写作“得之”。看来，史官对“宫人”还是相当过敏的。宫人，是做什么的？东汉、北魏的后宫制度，都有宫人这个等级；唐朝的代宗、德宗、宪宗、懿宗，都是宫人所生；《辽史·后妃列传》中也有“开泰五年，宫人耨斤生兴宗，后养为子”的记载。可见，宫人是地位较低或者没有封号的妃嫔，他们可以被皇帝宠幸，甚至能生出下一任皇帝来。甄氏当了二十二年宫人，期间，她有没有生过孩子，这个无从考证；但她应该见过六位皇帝。
史官显然想到了这些，他们故意不小心把“后晋”忘了，删减了甄氏的一半“罪恶”，以此来维护大辽皇帝的颜面。不过，他们一想起皇帝对这个“资深熟女”一系列的幸之、用情和册立，总觉得鱼鲠在喉，有话要说。于是，《辽史·世宗本纪》的最后，就有了对世宗“未及师还，变起沉湎”的不满。站的有多高，看的就有多远，那些处心积虑的史官，以及后来那些不可一世的皇帝，最终将耶律阮定为“中才之主”。
其实，他们都错了。耶律阮不是未出茅庐的傻子，不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不是沉湎美色的平庸之主，而是一位极具宏图抱负的雄才之君。如果仅仅是因为甄氏“有姿色”（《辽史·后妃列传》），以耶律阮当时的地位和权势，他完全可以另找一个更漂亮、更年轻的黄花姑娘。耶律阮对这位“二手”、“三手”甚至“n手”的沧桑女人如此着迷，是因为甄氏身上的中原政治、文化气息，深深地打动了他。
耶律阮对汉文化极其钦慕，对儒雅的甄氏更是爱若珍宝。在他看来，契丹政权能否问鼎中原，大辽皇帝能否成为真正的中国皇帝，除了必要的军事扩张和实力积累，关键还要加快契丹的封建化进程，拉近与汉族的距离。与太祖和太宗相比，耶律阮没有两位先辈的那种军事才能，所以暂时把重点放在封建制度改革方面，而掌握后唐、后晋两朝政治体系的甄氏，无疑是他干事创业的智力支持。
正是这种远见卓识，让耶律阮“及即位”，就把甄氏“立为皇后”，并对她“宠遇甚厚”。当时，王妃萧撒葛只，就在耶律阮身边。按照惯例，这个契丹女人应该由王妃成为皇后，而今她只能甘拜下风。耶律阮之所以要违背祖制册立汉族皇后，除了为将来入主中原、统治汉人奠定民族基础外，还在于甄氏“严明端重，风神闲雅”（《辽史·后妃列传》）的气质风范，是包括萧撒葛只在内的契丹游牧民族女子，所不能比拟的。
除了举止和风姿胜过那些剽悍的契丹女人，甄氏的品德和情操也很值得称颂。她待人友善，处事慎重，注意方式方法，身为皇后，她以身作则，从来没有为自己谋取一针一线。《辽史·后妃列传》用“内治有法，莫干以私”八个字，对她的这种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耶律阮一直对甄氏非常敬重，非常爱恋，并生下了三皇子耶律只没。后来，耶律阮迫于反对势力的声讨，又把萧撒葛只册立为皇后，但仍保留了甄氏的皇后地位。
耶律阮虽然立萧氏为皇后，却把全部感情都用在了甄氏身上，直到生命结束。耶律阮即位，是两股势力暂时妥协的结果，这种没有向心力的政府，迟早要出问题。再者，耶律阮设置南北枢密院，触动了不少契丹酋长贵族的利益，从而埋下了杀身之祸。天禄五年（951），郭威、刘崇相继称帝，中原再起干戈。耶律阮想趁机南征，便和甄氏商量，《辽史·后妃列传》称甄氏“与参帷幄，密赞大谋，不果用。”
甄氏不赞成攻掠中原，除了她是汉人外，还在于她对大辽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其一，连年出兵，将士厌战情绪严重；其二，反叛频发，内部矛盾非常突出；其三，大敌当前，中原军民必定同仇。但是，耶律阮不顾甄氏劝阻和诸将反对，强行率兵南征。九月四日，耶律阮在归化驻扎时，被察割为首的叛军杀害，随行的两位皇后和皇太后一起遇难。耶律阮和甄氏这份旷世恋情，最终画上了冰冷的句号。
甄氏一死，悲剧接踵而至。她的尸体被草草地埋在荒野，十八年后才被正式收葬，但她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谥号。她的儿子耶律只没“与宫人私通，上闻，怒，榜掠数百，刺一目而宫之，系狱”（《辽史·皇子表》），出狱后封宁王，八年后又被夺爵。最让人痛心的是，在《辽史·后妃列传》中，甄氏竟然被史官称为妃，而且列萧氏之后。甄氏死后的一系列遭际，反映出了契丹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狭隘和冥顽。（刘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