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在文学创作方面，他远学韩愈，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住罢了。
1057年，39岁的曾巩考上进士。在这之后，除了在京城当过几年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基层任职，前后长达10余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北宋的通判，虽然是个副职，但在处理政事上，是与知州同享权、共担责的，即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曾巩当年6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而且一下子就确定了7年的期限。然而，7年后，期限已到，衙门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规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曾巩在越州没待多长时间，又碰上当地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粮价的方法，建造仓库储备米粮，粮价低时就从外面高价买来，粮价高时就把仓库中的减价出售）的粮食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方便到城里购粮，为解燃眉之急，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15万石时，他的心里踏实了。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
通过这些措施，越州百姓平稳度过了灾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百姓的农事也没有扔下，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知州可是地方上的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重于泰山。自古以来，齐鲁便以民风强悍著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齐鲁多勇猛响马之帮”。黄巢起义、宋江落草，乃至清末义和团，皆发端于齐鲁大地。曾巩所任职的齐州，就被评价为：“野有群行之盗，里多武断之家”，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绝对不好当。他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
当时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百姓拍手称快。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不像现在有些官员，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好恶，专拣上头喜欢的事做，唯领导马首是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爱民之责抛却一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按当时注册的户口计算，3个劳动力里就要调一个，抽调比例高达1/3。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其实，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济南的著名景点；等等。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还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都是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这里也的确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旷世名儒，包括曾巩自己，均出自这里。到洪州，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母亲已经近90岁高龄，需要照顾。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在忍受病痛的同时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系列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多鲜活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
当时，曾巩还有一件事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吃喝拉撒，当地衙门一个安排不周，军队扰民的事情就有可能发生，这个协调工作可不容易干。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浩浩荡荡，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曾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倒也秋毫无犯，许多百姓甚至根本不知道有大军路过本地。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59岁了。在北宋，这种高龄还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顾养老，就是被贬外放，要么就是不被皇帝重视，曾巩也许属于后者。他自1069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9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可以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所以，同僚们都认为他怀才不遇，《宋史曾巩传》对他的评价就是“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不过，曾巩并无怨言，依然兢兢业业。他在福州任职仅1年，时间虽然很短，政绩却不俗。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这些田地的租子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单算菜钱，州官们每年就能得到三四十万钱。
不过，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倒是卖不掉他们的菜了，收入大减。所以，州府的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了解到这一实情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官员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他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除了国家会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等，寺庙和尚因此比衙门官差还富。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好逸恶劳的地痞流氓破落户到处钻营，为捞一个当和尚的指标而费尽心机。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甚至都会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搞得福州上上下下乌烟瘴气。曾巩断然决定采取措施，刹住这股歪风。
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在一处，通过他们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一切都明着进行，从而堵住了后门。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的点滴，60岁之后，他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与那个时期许多更有名的士大夫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当他任满离开时，竟有百姓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
然而，曾巩不像那些习惯于弄虚作假的政客，有一点泡子就吹嘘成气球那么大，甚至影子都没有的政绩也要瞎吹一番，欺上瞒下，拼命“打扮”自己。他对于自己的政绩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他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它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他不擅宣传自我，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曾巩于是一直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机会施展抱负。后世的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堪称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