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史研究专家徐家俊接受早报专访
谈提篮桥的“前世今生”
民初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汪精卫妻子陈璧君，侵华日军战犯冈部直三郎大将、安藤利吉大将，“文革”上海写作组成员朱永嘉，上海“首富”周正毅，杀警“刀客”杨佳……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人物之间有何联系?答案是他们都进过上海提篮桥监狱。
提篮桥监狱建造于1901年，在当时号称“远东第一大监狱”，是中国仍在使用的历史最悠久的监狱。在上海人的心目中，“提篮桥”就是监狱的代名词，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更为广阔的时空中，提篮桥的意义要远远超越监狱本身，仅从上面那些名字，我们就能看到一部微缩版的百年中国史。但因为仍在使用，我们又不能将提篮桥监狱视为历史遗存。
福柯将监狱的功能总结为“规训”与“惩罚”，惩罚自不待言，而规训，在中国主要表现为改造，在欧美国家主要是感化，方式不同，目的实一。惩罚与规训的实践变化，实际上深刻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司法进程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中国其他监狱一样，提篮桥监狱也一直在追寻“现代”与“文明”。
关押日本战犯的提篮桥“十字楼”牢房
正是看到提篮桥监狱可以作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绝好的桥梁，原上海监狱管理局史志办主任徐家俊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关注提篮桥监狱的史志研究，后又扩大到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监狱研究。(编注：他曾兼任中国监狱工作协会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监狱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也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史》的编撰。)今年4月，他的《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46.5万字，系国内第一本全面叙述上海监狱的往事与现状的专著。
现年66岁的徐家俊于1972年进入提篮桥监狱，先是在第一线管理犯人，后转入机关，继而“半路出家”进行监狱史志的研究。这本《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汇集了他20余年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上海近现代各个监狱的介绍、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梳理，以及各时期监狱典狱长生平和部分监狱史实的考辨。
6月30日，早报记者对徐家俊进行了专访。徐家俊心中存着一部提篮桥监狱史，对历史上的厦门路监狱、漕河泾监狱、思南路监狱、北新泾监狱等上海其他监狱的情况也如数家珍。他提出的“提篮桥监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场所”的论断，已经为社会所接受。
徐家俊认为，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监狱情况比较陌生，往往道听途说、真假参半，监狱研究和反映其生态的文学、影视作品也较少。相比于拘捕、审判，徐家俊认为“犯人在监狱服刑改造不是一两天，这是司法体系中最后一个关口，也是检验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部门”。
中国的海牙
东方早报：你最初是在监狱一线做狱警，后来是如何开始进行监狱史志研究的?
徐家俊：我是1974年调入监狱机关的。监狱史志研究有个大的背景，当时各地都开始地方志、行业志的编撰。我们通过史志工作也拓宽了视野，平反了冤假错案。我感到提篮桥历史比较长，文化底蕴丰厚，就以提篮桥为起点开始研究。
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年轻时就听到过王孝和的事迹，他是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领导工人和厂方斗争，在1948年被反动派枪杀在提篮桥。电影《铁窗烈火》就是根据他的事迹改编的。但是当时有本书中说王孝和被枪决的地方是江湾。我感觉不太对，就查了些资料进行研究，后来向虹口区政府申报在提篮桥设立“王孝和烈士就义处”，并列为虹口区革命纪念地。
东方早报：《上海监狱的前世今生》书中介绍提篮桥是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与执行的重要场所，其中对日本侵华战犯的审判是中国境内第一次?
徐家俊：从1945年12月起，位于提篮桥监狱内的上海战犯拘留所陆续关押日本战犯。不少日本战犯从国外及国内陆续移押过来，像侵华日军第34军参谋长镝木正隆少将等10多人和第13军军团长泽田茂中将是从东京押抵狱中，侵华日军驻台湾总督、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等人是从台湾押过来，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等人是从汉口押送过来。
到1947年初，提篮桥共关押了180余名日本战犯。在关押期间，有的战犯就在狱中自杀或病亡了，比如安藤利吉在1946年4月19日夜里，吞服了秘藏在衣缝中的剧毒自杀，自杀前还给侵华日军总头目冈村宁次写了一封信。
至于在中国境内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则要分两部分。一是1946年初，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奉命在上海组建的美军军事法庭，地点就设在提篮桥监狱。1946年1月24日上午，美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18名日本战犯，审判过程向全球广播。经过几次庭审，2月28日法庭对18名日本战犯作出宣判，判处镝木正隆等5人死刑，除一人无罪释放外，其余从1年半徒刑到无期徒刑不等。除了这一批外，此后又对29名日本战犯进行过多次审判。
提篮桥监狱
二是国民政府也设立了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起，先后在北平、沈阳、南京、上海、台北等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这10个城市中，审判最早的是上海和北平，都是在1946年4月。上海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设在虹口江湾路1号。而美军军事法庭则于1946年1月24日在提篮桥审判日本战犯，所以说上海提篮桥监狱是中国境内第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地方。
美军军事法庭在提篮桥内共审判了8批47名日本战犯，5人在提篮桥执行了绞刑，当年的绞刑房完好如初，目前是上海监狱陈列馆的亮点之一。
国民政府的军事法庭在上海审判了116名日本战犯，判处死刑14人(其中1人后改判为10年)，有11人是在提篮桥监狱刑场枪决的。另外由于广州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就被撤销，还有3名日本战犯从广州移送到提篮桥执行。总之，提篮桥共执行了19名日本战犯死刑，其中处绞刑5人，枪决14人。
所以，鉴于提篮桥监狱在对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行上的重要性，在1997年8月份，提篮桥监狱被市政府列为上海市抗日纪念地点。2015年春节期间，央视的法制频道播放的七集纪录片《远东第一监狱》中，其中一集的题目就是“中国的海牙”。
在监狱举行的婚礼
东方早报：《人民文学》曾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叫《中国有座鲁西监狱》，里面介绍了新时期现代化管理模式下，监狱管理人员和服刑人员之间发生了很多动人的故事，甚至有服刑人员在刑满释放后，因为长时间脱离社会，无法融入再要求回到监狱的。在你看来，这里是否存在夸大，类似的事情在提篮桥或上海的监狱出现过吗?
徐家俊：山东的鲁西监狱我也去参观考察过，文中的内容是真实的。该文的作者我也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篮桥监狱一个叫金城的犯人，他入狱之后，通过干部的教育，在狱中忏悔自己罪行，学习文化。刑满释放后，找了个对象，金城主动提出在提篮桥监狱的小礼堂举行婚礼，说明他对监狱的感情还是蛮深的。当时好多媒体都登过这个新闻，婚礼照片及报道甚至还登上了《人民画报》和《上海画报》。
金城觉得监狱让他获得了新生。当时狱方也觉得他这个事情蛮好，对其他犯人具有教育意义。后来他在上海浦江轮渡上工作。
金城在监狱举行婚礼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多年来，监狱不断完善管理模式。实践上，一个特点就是分类管理分类教育，注重细节。对老年犯，专门给他们烧软一点的伙食。对犯人开展心理咨询。还有近些年，新收犯监狱设有艾滋病犯管理监区，主管干部胡水清还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再有就是改造形式的多样化。比如上海市“平安英雄”严大地是提篮桥监狱“习美”主管警官，他组织犯人学习绘画，通过艺术熏陶教育犯人。还组织犯人写诗歌，提篮桥监狱有诗歌刊物，犯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发表，不定期举办诗会。2004年，监狱将整理的部分作品，由文汇出版社出版了诗集《罪魂与诗神》。
东方早报：鲁西监狱的例子，一方面说明监狱管理思路的转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某些不足，如没有处理好刑期较长犯人对社会认知的更新。
徐家俊：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让犯人了解社会发展，提前适应社会变化，比如提篮桥监狱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大墙里的消费者保护协会，上海各监狱设有超市，组织犯人学文化、学技术。运用社会力量，邀请各界人员组织各类专题讲座，鼓励犯人订阅报刊，了解社会时政，跟上时代步伐。
监狱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窗口
东方早报：档案资料显示，60年来，提篮桥监狱先后接待各国来访人员500多批、5000余人次。你在书里提到，很多外宾反映，犯人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对待，是人道主义的。
徐家俊：监狱对外开放，很有意义。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监狱是一个国家的特殊窗口，监狱的管理情况其实是和城市的发展、文明程度相关的。我们重视犯人的基本权利和犯人的基本义务，现在犯人的维权意识也比较强，整个社会对犯人的基本义务与基本权利更为关注。
我们还实行狱务公开，有的监狱还曾组织犯人家属不定期地参观监室、伙房等，对于预防监狱系统的职务犯罪，我们也有越来越严密的一套制度。举例来说，监狱工作人员的手机不能带到监狱狱区里面去。
东方早报：你说手机，我想起来今年年初黑龙江讷河监狱“犯人猎艳事件”，就和对手机的管理有关。
徐家俊：对，那个是比较典型的事件。提篮桥监狱的干警在行政区可以使用手机，但是进入狱区，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手机是不能带进去的，包括外来参观人员都是要在进门处专门地方安放手机的。监狱对于犯人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更加规范，越来越透明、公开、公正，国家讲求依法治国，我们监狱就是依法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