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五月，北京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东南一带奋力抗倭的名将胡宗宪在狱中自杀身亡。一时社会舆论大哗，有人认为他是严嵩党羽而加以指责，也有人认为他是蒙受冤屈而为之惋惜，特别是那些亲身经历过东南抗倭的名士、名将无不扼腕叹惜国家痛失栋梁。胡宗宪何许人也?他的死为什么能引起如此不同的评议和争论?
胡宗宪(?-1565)，明徽州府绩溪县人，字汝贞，号梅林，又号林龙川人。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进士，历任县令、右佥都御史、右都御史、总督、兵部尚书，著名抗倭名将戚继光因他一手提拔和扶持而出名，著名画家沈明臣、文征明、徐渭等人是他的亲密战友。胡宗宪有过开明政绩和赫赫战功，也有过“党严嵩”和“征敛贪污”的恶名，因此，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为了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有必要对他一生的功过是非进行论辩。
一、胡宗宪的开明政绩和显赫战功
明朝嘉靖时期，土地高度集中，赋役苛重，民谣有“嘉靖、嘉靖，家家皆尽”的说法，致使阶级矛盾日趋激烈。考中进士的胡宗宪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任命为山东益都县令。
当时的山东一带，“旱蝗相继，盗贼蜂起”。据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一部史书《明名臣言行录》记载，胡宗宪一抵任立即着手处理这二件大事，以便缓和益都县的矛盾。他召见当地父老，询问治蝗方法;又传令，凡犯有罪行者，可以用蝗虫卵抵赎;同时“勤询疾苦”，对于残害人民的苛捐杂税“旦暮厘别”。这样，调动了百姓抗御灾害的积极性，肆虐一时的旱、蝗灾很快就被扑灭，当年粮食获得大丰收。
由于忍受不了阶级压迫，当地人民在一个诨号叫“草上飞”的农民带领下 ，举起义旗。草上飞“虎悍甚，有众数千，据矿为患久，莫能制。”胡宗宪知道这些都是走投无路的灾民，没有派兵进剿，而是“召其父母宗族，谕以利害，示之恩信”，加上粮食丰收，这支队伍自动解散。胡宗宪“择其可教者千人编为义勇。会有诏，令巡抚曾铣募青、齐兵入卫，遂以应焉，一不以扰其民也。”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青州兵。
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胡宗宪调任湖广道御史，奉差按察宣大。据《绩溪县志》和《明名臣言行录》记载，当时，蒙古酋长俺答汗正率兵图谋进犯北京，边情十分危急。胡宗宪到任后“延访士民知卤情者，虚怀叩问，士有机智勇敢者随才收录”;大同左卫军因不满调动而哗变，胡宗宪单骑赴兵营谕定，这样宣大边防渐趋稳定。胡宗宪又估计，俺答汗进犯北京，必从黄花口、古北口。他上计总督苏祐，要求急遣二支兵马在此守卫。可惜二支兵马被兵部阻在居庸关，以致俺答汗长驱直入。俺答汗进犯北京退出后，他设伏以待，结果“斩首四十，还被掳人畜无算。上因知公名，欲大用之矣。”
嘉靖二十年以后，倭寇的侵扰已经遍及东南沿海，《明史》说，当时“迨承平久，船敝伍虚，及遇警，乃募渔船，以资哨守。兵非素练，船非专业。见(寇)舶至，无不残破。”官军因此常打败仗。《明史记事本末》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记载，“嘉靖三十年夏四月，倭寇犯台(音太)州，破黄岩，大掠象山、定海诸邑。”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参将汤克宽及佥事任环围攻崇明南沙倭，失败，亡卒四百余人。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参将俞大猷督兵剿普陀山倭寇。我军半登，贼突出乘之，杀武举火赋等三百余人。”在倭寇猖獗、官军不断失利的情况下，胡宗宪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被命巡按浙江，三十五年被任命为总督。
胡宗宪到任后，指挥明军取得了抗倭的辉煌胜利。据《明名臣言行录》、《明史记事本末》、《绩溪县志》和《筹海图编》等历史文献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春，盘踞拓林的倭寇，在徐海、麻叶的率领下，进犯嘉兴。胡宗宪当时正在浙东温、台一带，闻讯后立即赶往嘉兴，设计杀死倭寇七、八百人，解了嘉兴之围。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倭寇自福建福宁州之连江入浙境越平阳、仙居至宁波、奉化与钱仓。贼合，凡七百人，深入绍兴，势益滋浸。”胡宗宪亲督兵备副使许东望、容美等，在后梅围攻倭寇，歼灭一部份。至晚，倭寇突围，胡宗宪又在西山岭设伏歼灭520名。嘉靖三十五年八月，勾结倭寇入侵的海寇徐海被胡宗宪定计杀死。十一月，一股倭寇自温州登岸，流刼于会稽等地，官兵屡战失利。胡宗宪于是自提大军作战，在浙东龛山一鼓歼灭之。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倭寇头目王直被胡宗宪用计杀死。嘉靖三十七年春，胡宗宪又指挥俞大猷等人奋力进攻倭寇巢穴舟山，铲除了进犯东南沿海的基地。嘉靖三十八年六月，“倭众别部二十余艘屯崇明三沙，总督胡宗宪檄总兵卢镗帅师破之。前后斩首百余，遁去。”直至嘉靖四十年，胡宗宪还指挥军队在浙江宁、台、温一带大败倭寇。要知道，胡宗宪的这些功绩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如《金陵琐事》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倭寇72人从浙江一路杀到皖南、南京，势如破竹。在南京杀二把总，杀军士八、九百人，而自己没有损失一人。胡宗宪成百上千的歼灭他们，在当时无人能比。
胡宗宪在抗倭战中之所以取得如此战绩，主要原因是：
首先，他注意调查倭情及浙江地理环境，做到知彼知已。据茅坤在《筹海图编》序中说，“公结发入仕，勤习戎事，又宦游吾浙也久，一切彼己之扼塞形胜、虚实向背了然于公襟带间，故得以擘画至是一耳。”胡宗宪还组织人将沿海倭情、抗倭办法及地理形势编成《筹海图编》，作为剿倭手册。他说：“予之为是编也，即医家之所纂古方书是也，神农尝百草与方外牛溲马浡吾并籍之以待越人仓公者之出而择焉。”
第二，招揽人才。据《明史》等史料记载，茅坤，字顺甫，雅好谈兵，人称奇才。但他仕途颇为不顺，在吏部做官时“坐累，谪广平通判”，任大名兵备副使时“为忌者所中，追论其先任贪污状，落职归。” 对于这样一位爱好军事的落魄官僚，胡宗宪没有轻视，而是“延之幕中，与筹兵事，奏请为福建副使。”对那些没有大功名的秀才，胡宗宪也虚心延请。有一次他听说昆山秀才郑伯鲁“好言兵事，且愤诸将校不得彼己之审，而辄以身尝敌也，颇为手次诸夷所入寇与其将士所当胜负处。”于是立即“币聘(郑)君过幕府，裒次其事”，而郑伯鲁也不负所望“首括诸道之绾海而洲，与其诸岛之错海而峙者为图”，辅佐胡宗宪作战(据说《筹海图编》就是由郑具体执笔)。“为诸生，有盛名的”著名书画家、文人徐渭也为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管书记。”徐渭脾气古怪，好酒常醉，胡宗宪不以这些小节为怪，常“顾善之”。徐渭也倾心而助，“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胡宗宪的诚心感动了许多清高不仕的人才。如文征明，素来不结交官府，也在胡宗宪的感召下出就幕府。所以史书上说他“礼贤爱士，一时名流……皆延之幕中。”
第三，加强军备。他一是依靠人民抗倭。万里海疆，倭寇到处出没，光靠明朝的一点官军防剿，必然顾此失彼。胡宗宪深明于此，所以决心动员广大沿海人民共同保卫祖国海防。据《明名臣言行录》记载，他“于沿海招募义勇，照以客兵支给口粮”。对于拥有采捕鱼虾小船的民、灶(盐)户，“示谕赴府报名，给予照身牌面。无事听其在海生理，遇警随同兵船追剿。此则官兵无造船募兵之费而民灶有得鱼捕益之役。”他听说义乌乡民勇敢，便派戚继光前去训练。他对义乌兵“给饷甚厚”，还让他们“番休回县”，组建了一支新型的民军，以致义乌兵“以劲名天下，有事调用遂以为常。”同时，整顿军队，完善巡逻制度，以期有备无患。他“缮甲治舰，峙墺选将练士惟谨。水陆分地，刻期防汛惟谨。示占守机宜，约束惟谨。策画万全，兵气振厉，人人无不乐为死者。”
第四，避免与倭寇硬拼，善用奇计。在著名的嘉兴保卫战中，胡宗宪面对强敌，毫不畏惧。他说：“兵法以攻谋为上，角力为下”，密取酒百余瓮，米五十包，投以毒药。选取能干健卒，装作傐军，用船载向倭营。结果倭寇哄抢回营食用，中毒七、八百人。他又令城周围酒家在酒中投以毒药，民家将米浸上毒药，井水中放上毒药，使倭寇渴不得饮，饥不得食，只好退走。嘉靖三十四年冬，倭寇登刼大澚至三港，“守备刘隆，千户刘纲，百户张澄战殁于阵”，倭寇遂侵犯台州。胡宗宪就此分析说：一、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气骄，我兵方捷于乐清，其气劲，乘骄如拉朽耳。二、援军容美兵精悍甲诸部，万里从征，朝气正锐，但初来未谙险阨，今授以布伏邀击之法，则为全胜之技。于是命各军分道布截，又“迎贼所向预置药饼饵之。”有备待敌，倭寇或中伏或中毒“始侮入台州境。”
第五，身先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对士卒关怀备至。在嘉靖三十五年后梅战役中，明军将倭寇围困住，胡宗宪亲临前线指挥。第二天，雷雨大至，“公与诸将冒雨立水田中，或劝之少避，不听。”这一战共歼灭倭寇四百多人。倭寇围攻杭州的时候，胡宗宪“亲登城临视，俯身堞外，三司皆股慄，惧为流矢所加，宗宪恬然视之。”由于倭寇骚扰，乡村民众纷纷坚壁清野逃入城市，明军所至之处往往缺乏饮食。有一次，胡宗宪率军剿倭，无处觅食，刚恰来至一小道观。道士听说胡宗宪来剿倭，连忙拿出仅有的一点食物来招待胡宗宪。这时探卒回来报告倭情，他听说探卒饿了二日，“公泪下，尽撤酒饼与之。道人进曰：‘庵中仅有此，愿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军耳目也，不得食必毙，宁忍饥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正因为胡宗宪关怀、爱护士卒，身先士卒，所以士卒在剿倭中也奋勇争先，乐于为之效命。在龛山之捷中，围攻倭寇的明军由于连日追战，十分疲劳，但他们在胡宗宪的鼓励下斗志昂扬，踊跃请效死夜袭，无一不以一当十，至天明已全歼倭寇。又据周晖《金陵琐事》记载，南京卫所军士陈忠武艺高强，英勇善战，曾在胡宗宪手下与倭寇作战，胡宗宪亲自将所乘马给他骑，他“人雄马壮，白袍双刀舞入阵中，如无人焉。”
另外，胡宗宪面对强倭十分冷静和镇静。茅坤说：“方其羽檄所告，日数十至，公举杯谈笑，往往事后发成败，百不失一。”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进犯台州，“台州告急，公笑曰：‘寇来有三败，我皆得之，不足平也。’”指授方略，果然擒寇三十余人，死伤不计。嘉靖四十年，倭舟百余，寇一、二万人从宁海、乐清等地内犯“人情汹汹，檄书人马交错于道。公顾从容，燕笑自若。徐骂曰：‘桀黠奴投死耳，扑灭之在旦夕也。’乃筹军授方略”，结果，“不逾二旬而捷凡九至。”充分暴露了他具有高度涵养的大将风度。
事实证明，胡宗宪身上集中了中国古代名将的不少优点，难怪徐渭将他喻为明代的“郭子仪”、“李愬”。(《徐渭集》十五卷)正是在胡宗宪的奋力追剿下，几乎无法控制的东南沿海一带才得以平静下来。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胡宗宪不但有高度的军事天才，而且也有进步的政治思想。他认识到，虽然倭寇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因此否定与日本的友谊以及贸易关系，事实上他一再向嘉靖皇帝请求恢复这种关系。据《戒庵老人漫笔》、《明史》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等书记载，嘉靖三十四年，他请得上命“以蒋生(洲)为正使，陈生(可愿)副之，充市舶司员，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抚王直，因宣谕日本王也。”二生肩负友好使命，在日本五岛、丰后、山口、平户等国进行交往，当地国王“夷礼恭至”，“辄传谕禁诸夷无寇中国边境。”他们并“还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贡。”嘉靖三十六年，胡宗宪上疏要求与日本互市，只因有人流言他受日本使者直善妙等金银数十万为求通市，才迫使他追回上疏。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的将领有这种想法是难能可贵的。
二、胡宗宪真的“党严嵩”和“征敛贪污”吗?
长期以来，关于胡宗宪的过与非集中在和严党的关系、征敛贪污这样两个问题上。
其一，《明史》说胡宗宪“因(赵)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胡宗宪为什么要结交严党?
其实这是胡宗宪保身为国的需要。严嵩窃居首相要位后，奸贪害政，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祸国集团。他们嫉贤妒能，在政治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嘉靖三十二年，严党工部侍郎赵文华被派往江浙祀海并督察沿海军务。赵抵浙后，依仗严嵩为后台“凌轹官吏，公私告扰，益无宁日。”浙直总督张经奋勇剿倭，功绩卓著，只因不买赵文华的账，赵文华便“连疏劾经”致使张经被害死。继任为总督的周珫不久又被赵文华捣鬼罢去。这年八月，南直巡抚曹邦辅在杨家桥围歼倭寇获胜，赵文华因没有抢到头功，便向严嵩诬告曹以致曹被谪戍边。对于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严党，胡宗宪与他们结交是违心的，被逼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他们对自己的迫害。否则又将“继张经、李天宠而肆诸市朝矣!”胡宗宪“万一有变，身不足言，其如国事何?昔人有云：货以藩身，况固之以安国家之杌陧，免生灵荼毒乎?”因此，说到底也是为了抗倭的大局。另外，明朝对军队控制的很死，事必请示而后行。而抗倭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胡宗宪以“贼势纵横，非事不中制，请必允行，不能成功也。辇金帛子女以贿分宜(严嵩)”就是为了取得战略决定权，以便更灵活、更主动、更有效地抗击倭寇。这个动机是秉心为公的。因此，仅从馈送这个表面现象而言，不能说胡宗宪就是严嵩党羽。这一点，连一向昏庸的嘉靖皇帝都有清醒的认识：“宗宪非嵩党。朕拔用八、九年，人无言者。”另一抗倭名将唐顺之的遭遇与胡宗宪一样，只因是赵文华所荐，所以“闻望颇由此损”，因此，我们不能采取历史机械主义的态度，对历史上那种认为凡是与严嵩有关系就是严党的错误看法应彻底否定。(《明史》、《明史记事本末》、《明名臣言行录》)
其二，对于胡宗宪征敛贪污，《明史》说他“所侵官帑、敛富人财物也不赀”，给事中罗嘉宾、御史庞尚鹏“上宗宪侵帑(音唐)状，计三万三千”。对此，胡宗宪极力辨白，这些钱没有进入自己的腰包。那这笔钱用于何处?能否据此来否定胡宗宪征敛不当和贪污官帑?
我们先看严世蕃贪污纳贿勒索情况。《明实录》五四四卷说，严世蕃依仗其父，对文武百官勒索不已：“自中外百司及九边文武大小将吏，岁时致馈，名曰‘问安’。凡堪报功罪以修筑城墉必先科剋银两，多则钜万，少亦不下数千，纳世蕃所，名‘买命’……甚者，户部解发各边银两，大半归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还送。”严世蕃贪污的结果，造成军饷空虚，而想要抵抗外来侵略必须自筹资金。胡宗宪在此情况下，只好“侵官帑，敛富人财物”。在出此下策的过程中，胡宗宪没有向穷人动手，反映了他的良苦用心。再从胡宗宪剿倭中也可看出钱财的去向。胡宗宪说：“臣为国除贼，用间用饵，非小惠不成大谋”。如嘉靖三十五年四月，倭寇围困阮鹗于桐乡，胡宗宪一时无兵可救，想来想去只有用饵“以伐其谋，携其党出阮公而徐图之耳，乃捐万金。”诱致徐海、王直又花了大量金钱，他常常“厚遗谍者”，“厚遗来谢酋”，又“数遣谍者持簪珥玑翠遗海两侍女，令日夜说海。”这样做，减少了军队伤亡，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和促进了倭寇内乱，为最后剿平倭寇铺平了道路。同时，胡宗宪一反明军将领剋扣军饷、贪吃空额的积弊，给军队士兵以重赏厚饷使他们在抗倭战中乐于为国捐躯。如当时驻守海盐的汤克宽部队士兵口粮“每日人各八分(银)”，本地兵“各口粮一日五分，每十日一给。而酒肉犒赏，守巡府县络绎与之，是以兵士愿出死力战守焉。”(见《明史》、《明名臣言行录》和《倭变事略》)
从以上的史料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胡宗宪“征敛贪污”问题虽不属子虚乌有，亦大半为不实之词。区区三万两同赵文华在浙江“搜括库藏百万计”根本不能相比，更何况胡宗宪的钱还是取之民用之民。
三、“妄撰圣旨”和徐阶陷害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一月、四十二年五月，胡宗宪因“征敛贪污”和“党严嵩”二次被逮。特别是后一次，又加上一个“妄撰圣旨”的重罪。
所谓“妄撰圣旨”是指嘉靖四十一年四、五月间发生的事。据《明名臣言行录》记载，胡宗宪被劾，他以书抵罗龙文转交严世蕃，“书中自拟旨以属世蕃，会世蕃被罪，书未达仍匿龙文所。”其目的是希望严世蕃用圣旨的形式为其开脱。这封信后来被巡按御史王汝正抄家时抄出。实际上，严世蕃长期非法值宿内阁，常代其父撰写圣旨草稿，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胡宗宪的这封信本不是什么大事。但问题不在这里，胡宗宪本人明白，这不过是获罪的表面原因，真正原因乃是徐阶在捣鬼，症结起于贿赂。
胡宗宪贿赂严嵩的目的是保身抗倭，但对于同是内阁成员的徐阶，胡宗宪也不敢怠慢，不过比起严嵩来徐阶所得要少一点。当时他是这样想的：“盖即虑分宜(严嵩)之忌其二交;又谓桑梓惨祸必华亭(徐阶，松江华亭人)所急，吾为以身保障良厚幸矣，倘有恕心乎?不谓其怨刺骨也。”因此当胡宗宪第一次放归闲住后，已任首相的徐阶令“郡县何东序、谢廷杰辈伺其动静，因构与公罪者谓其侵匿罗龙文财产，复奉旨逮系锦衣。”又诬以“妄撰圣旨”的大罪。胡宗宪这次入狱后，自知不免，遂服毒自杀，以死反抗。一代名将竟然牺牲在朋党的倾轧之中。
胡宗宪蒙冤，当时人心不服。《绩溪县志》说，胡宗宪被逮时，“茅坤上书颂其冤。及卒，沈明臣作孤愤，走墓下哭，天下闻而悲焉。”《四友斋丛说》说：“江南自有倭夷之变，用兵六、七年，中更总督数人，所费钱粮数百万，然毫发无用。唯胡梅林稍能建功。……其破费钱粮虽多，然其功亦何可终掩哉!一时如曹东村(邦辅)、任复庵(环)，忠勇绝人，然卒无所用，正以其量小惜费，不能用人耳。今不能成功之辈，一切置之不问，而独将任事之人置之于死，籍没其家，则此后谁复与朝廷任事哉?失政刑矣。”可谓公论自在人心，浙江人民为了纪念他的抗倭功绩，曾在杭州西湖边建立胡公祠，四时祭祀。综上所述，胡宗宪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反侵略战争中，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封建朝政十分败坏的情况下，他委曲求全，不计个人毁誉，充分表现了爱国主义的本色。当时和后世的一些人因为不了解明朝抗倭的艰难和曲折，不了解时政的险恶和复杂，人云亦云，耳食传言，对他诋毁有加，这是不公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