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体形偏瘦，精神矍铄，符合他劳动人民出身的本色。但自从朱元璋登上皇位，朱家的基因就在养尊处优中发生了巨变：后代里每多肥胖之人。其中最肥胖的有三：一是朱元璋之孙明仁宗朱高炽，另两个是福王朱常洵和他的儿子朱由崧。这里重点说一说福王。
福王是万历第三子，母亲郑贵妃。万历的皇后姓王，但没有生育一男半女。一次万历一时兴起，“宠幸”了一个宫女，便有了长子朱常洛。按当年朱元璋立下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东宫不待嫡，元子不并封”的继承法，身为长子的朱常洛是理所当然的太子。但一则由于万历对郑贵妃的宠爱，二则由于朱常洛的母亲只是个一般宫女，万历迟迟不肯立朱常洛为太子。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立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万历这种不顾祖制的行径，遭到了多数正直大臣的批评。尽管万历曾“一怒而斥谏官十一人，朝士莫不骇叹”，但前仆后继的批评者依然络绎不绝。最后万历敌不过大臣们的口水仗，他终于明白，尽管贵为天子，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立一个接班人，只得接受祖制的安排，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明光宗，即崇祯之父。
在废长立幼失去可能性之后，万历只得封朱常洵为福王。像是作个补偿，朱常洵大婚时，万历为他花费银子多达30万两；给朱常洵在其封地洛阳所修的王府，费银28万两，为祖制规定的10倍。按祖制，成年后的亲王郡王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上去，叫“就藩”。但万历却长期把朱常洵留在京城，他对批评的回应是“留中不发”，直到朱常洵将近29岁，才终于恋恋不舍地将其送出京城。
对朱常洵“就藩”，万历又给予了慷慨无比的赏赐，下令赐上等良田四万顷。就连朱常洵也怕接受这笔不依章法的巨赏而成为众矢之的，主动上奏请辞。万历顺水推舟，把四万顷改为两万顷——这仍是个大得惊人的数字，由于河南的良田不够，不得不从邻近的山东和湖广划拨。尽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万历也还在担心这个宝贝儿子受穷。于是，当朱常洵向万历请求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给自己时，万历答应了；请求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给自己时，万历也答应了；请求每年给他一千三百引的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时，万历又答应了——前两者使得国有资产直接变成福王的私产，第三项影响更为恶劣：以往，洛阳一带食用的盐都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销售权后，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销量锐减，而从河东盐中抽取的边饷也随之锐减。也就是说，为了儿子生意兴隆，万历不惜让驻守边关的军人连军饷也拿不到。
当万历在做一个最优秀最仁慈的父亲时，他对他们朱家江山的伤害却深及骨髓。后世论者以为明朝之亡实亡于万历，可谓一语中的。
到了崇祯年代，论辈分，福王朱常洵乃是今上的叔叔，按朱元璋的设计，所有的亲王郡王均“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这样，这位没当成皇帝的亲王在洛阳封地，除了享受荣华富贵，委实别无他事。《明史》记载：“常洵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当时的河南是农民问题的重灾区，旱、蝗两灾相继，人相食，福王的奢侈引发了诸多不满。一支被派往前线与农民军作战的政府军中，就有人发牢骚说，福王府里金钱百万，却让我们饿着肚皮去送死。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省亲居于洛阳，得知军队的这些不满后，“闻之惧”，跑到宫里讲给福王听，福王却“不为意”，继续他花天酒地的生活——在朱常洵看来，如果不尽情挥霍父皇赏赐给他的钱财，就不能补偿没当成皇帝的遗憾。
崇祯十四年春，李自成围攻洛阳，总兵王绍禹率军守城。这时，福王开始害怕了，他拿出千金募死士出城偷袭农民军并取得一场小胜。但小胜于事无补，何况守城军队早怀二心，与农民军里应外合拿下了洛阳。城破时，朱常洵缒城而下，藏匿于城外的迎恩寺，第二天被农民军抓获。与朱常洵一同被抓的，还有曾告诫过他的吕维祺。吕维祺劝朱：“名气很重要，千万不要受辱。”意思是要朱常洵自杀，但朱既没有自杀的机会，更没有自杀的勇气。
比猪还肥胖的朱常洵不会想到他的结局如此悲惨：李自成下令将他杀死，把他的肉和鹿肉掺在一起作为下酒菜，称“福禄酒”。像朱常洵一样缒城逃出的，还有他的儿子朱由崧。这又是一个胖子，像他那贪恋酒色的父亲一样，朱由崧每天的功课也是观杂剧、饮火酒、奸幼女。他虽没有像其父亲那样被人吃掉，但也没能逃脱被俘处死的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