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方剂是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体现，方剂的选用，除了对证之外，从天人关系的角度而言，尚需考虑时间与空间等自然因素。方剂运用要遵循因时选方的原则，可临床中，有很多中医大夫，开药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因素。
一般而言，冬季阴盛阳弱，病易化寒伤阳，治宜助阳抑阴，以适应疾病的寒化变化，或防止、减轻这种寒变，故当慎用寒药，以免更伤其阳；夏月阳盛阴弱，病易化热伤阴，治宜抑阳助阴，以适应疾病的热化之变，或减轻、防止这种热变的出现，故当慎用热药，以免助邪热燔灼之势。因时选方便是其具体运用。
张介宾《景岳全书·卷七·治法》指出：“盖人在气交之中，随四时之气而化，天地之气寒，则宜辛热，天地之气热，则宜辛凉。经文既以冬为伤寒，春为温病，夏为暑病，名既因时而异，则方亦不容不随时而更也。”并且以外感病为例，阐述了因时选方的意义。
元代王履《医经溯洄集》对因时选方的学术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指出麻黄汤、桂枝汤的使用，“盖由风寒在表，又当天令寒冷之时，而无所避故也……春夏虽有恶风恶寒表证，其桂枝、麻黄二汤，终难轻用，勿泥于发表不远热之语也。于是用辛凉解散，庶为得宜，苟不慎而轻用之，诚不能免夫狂躁、斑、黄、衄血之变，而亦无功也。虽或者行桂枝、麻黄于春夏而效，乃是因其辛甘发散之力，偶中于万一，断不可视为常道而守之。”分析了麻桂辛温，仅适用于秋冬，不可滥于春夏的原因。认为春夏妄用之，不但于病无益，反可促使疾病化火而遗患。
张子和《儒门事亲·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也指出：“凡解利伤寒、时气、遗毒之治，凡解利伤寒、时气疫疾，当先推天地寒暑热理，以人参之。南陲之地多热，宜辛凉之剂解之；朔方之地多寒，宜辛温之剂解之。午未之月多暑，宜辛凉解之；子丑之月多冻，宜辛温解之……如是之病，不可一概而用偏热、寒凉及与辛温，皆不知变通者。”
不仅外感病如此，内伤杂病的治疗同样也应考时令因素。如李东垣治疗脾胃元气虚弱，提出夏月补益脾胃元气，宜用甘温柔润的黄芪人参汤、清暑益气汤；冬月补益脾胃元气，则宜用甘温刚燥的草豆蔻丸、神圣复气汤。
清代程杏轩《杏轩医案》在虚损病的治疗中也说：“青娥丸固能治肾虚腰痛，但故纸、胡桃味辛性温，久而增气，恐其助火，且常服丸药，亦须分别气候。夏令炎热，远刚近柔，以防金水之伤。冬令严寒，远柔近刚，以遂就温之意。将交夏至，一阴初复，元精不足之时，商以益阴保金，兼调脾胃，秋季再为斟酌。”均反映了用药之性与四时寒热相逆的思想。
总之，春夏不宜过于温热，秋冬理应慎用寒凉。但临床应用尚需结合病人的具体病情，因人制宜，知常达变。如阳虚春夏补阳，以时助药，事半功倍；阴虚火旺，秋冬补阴，时气助药，疗效更好。
即使《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不完全拘泥于“寒热无犯”的“四畏”原则，当客气胜主气之时，出现应热反寒、应寒反热、应温反凉、应凉反温等邪气反胜的情况，“天气反时，则可依时，及胜其主则可犯，以平为期，而不可过”。
可见，“四畏”原则也非不易之法。